《色戒》与《风声》的叙事伦理比较.docVIP

《色戒》与《风声》的叙事伦理比较 《色?戒》是李安导演于2007年11月1日推出的电影作品，在内地、香港、台湾的华人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以至于影评界将2007年称为“《色?戒》年”；《风声》由华谊兄弟出品，2009年9月29日首映，在众多国庆献礼大片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部在制作和运作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商业片。这两部电影的上映时间虽然相差两年，却在很多方面具有可比之处。 　　刘小枫将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划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如果以此来分类的话，《风声》应属于前者，而《色?戒》属于后者。两部电影都以抗日救国的宏大叙事开场，《色?戒》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一群热血的爱国青年试图以美人计诱杀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易先生，《风声》的背景是对日抗战中期的1940年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私自与日本媾和，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大肆迫害抗日分子，中国抗战自此进入内忧外患期。在同样的背景下，两部电影的女主角王佳芝和顾晓梦都面临着必须在个人情感与政治国家之间进行抉择的艰难处境，但她们的选择却截然不同。通过对二者悲剧命运的不同处理方式展示出两部电影大相径庭的主旨：《色?戒》将个体生命置于感情和理性、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纠缠和冲突中，表现的是复杂、脆弱的人性，而《风声》则是将个体生命置于非常规的环境中，凸显的是单纯、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风声》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这部电影改编自麦家的同名作品，麦家继承了传统小说悬疑设置和人物塑造方面的元素，叙述潜伏的特务在与外界隔绝的险恶情况下如何掩护自己、如何将对组织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送出去。作者运用了真实与虚构混淆的叙事策略，“东风”“西风”和“静风”三个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述说，构成了互相呼应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使情报究竟是何人送出这一问题变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虽然小说塑造了一种“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但重心在智斗和解谜，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十分突出，而《风声》中基本上看不到敌我双方谍报人员之间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电影将更多的镜头用来表现日伪特务机关如何利用令人恐怖的酷刑来摧毁嫌疑人的意志，目的是令观众在视听上得到震撼，以此展现地下革命工作者为了理想和信仰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并塑造“老鬼”“老枪”等革命者在敌人的非人折磨面前依然意志坚强、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　　《风声》的前半段展现的是“老鬼”顾晓梦生活化的一面：一个富家女，在酒吧里狂热地跳舞，肆意地欢笑，正是这个可以生活平静安逸的大小姐却选择成为行走在刀刃之上的地下革命者。进入裘庄这个非常规的环境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与残酷暴行，外表柔弱的她从容镇定、坚韧不屈。在被审问的时候，她被施以“绳刑”，一种专门针对女性的恐怖残忍的刑罚，虽然电影公映时对此段场景做了删节，但观众还是从她撕心裂肺的惨叫和白色衬裙下面流出的殷红鲜血知晓了她遭受的痛苦折磨。当李宁玉哭求她：“难道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她坚定不移地用生命书写了答案，为了保全同志和组织勇敢地赴死。《风声》在塑造顾晓梦英雄一面的同时也展示了她内心存在的冲突：一是她的政治选择与家庭利益之间构成了矛盾。从她成为地下革命者的那天开始，她就站在了自己家庭的对立面，将自己置于忠孝无法两全的境地，当她的身份暴露，又使家人的安全遭到了日伪特务的威胁；二是组织利益与姐妹情谊之间构成了矛盾。她与李宁玉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建立起深厚的姐妹情谊，但为了组织利益，她却不得不违心地对之隐瞒自己的身份，还不断从李宁玉那里套取情报。在国家民族之大爱与私人感情之小爱之间不得不作出抉择时，顾晓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她不仅牺牲了家庭利益，牺牲了姐妹情谊，最后还牺牲了自己。“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她在电影结尾处悲壮的自白使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场域中的观众与片中人物取得了情感上的共鸣，使这部完全商业化的电影比小说具有更多主旋律的色彩。 　　《色?戒》虽然也设置了宏大的时代背景，却是为了讲述“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电影对王佳芝背叛国家大义的行为虽然有所批判，却对她出于人性而作出的抉择不无同情。《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小说取材于1943年中统间谍郑苹如刺杀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丁默村未遂反遭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但张爱玲将自己与胡兰成之间的爱情体验赋予其中，使小说中的乱世、家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