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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诗社研究若干问题考辨 前 言 湖畔诗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中国新诗社”后成立的第二个新诗团 体, 由四个志趣相近、性情相契的年轻人发起组成,他们才20 岁左右,分别是同 时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汪静之(1902-1996) 、潘漠华(1902-1934) 、冯雪峰 (1903-1976),以及上海棉业银行的职员应修人(1900-1933),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 思潮激荡下,于1922 年4 月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 曾先后出版过《湖畔》、《蕙 的风》、《春的歌集》等诗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 迎、喜爱,一度引起文坛的瞩目。尤其是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在很短 时间内印行六次,销售二万余册,这在新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是不多见的。 对于湖畔诗社的关注与研究,最集中且热烈的阶段是20 年代, 曾为文谈论 湖畔诗社整体风格与成就,或者是个别诗人表现与特质的就有鲁迅、周作人、 朱自清、冯文炳(废名) 、宗白华、刘延陵等,这些知名学者及作家,为这一小小 社团、几位年轻人相继发言,使得湖畔诗社的地位大幅提升。湖畔诗社的受到 瞩目,和汪静之诗集《蕙的风》出版有关,几首大胆表露渴望爱情的诗,被胡梦华 等保守卫道者抨击为“挑拨肉欲”、“提倡淫业”、“有不道德的嫌疑”(2), 引起一场“文艺与道德”的激烈论战。1922 年下半年,也就是论战前后的湖畔 诗社,应该是其发展的高峰期。1925 年“五卅事件”发生,迅速对这几位年轻诗 人产生强烈冲击,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先后加入共产党,投身于政治漩涡与 战斗行列中,放下诗歌写作的纯美向往,转而追逐革命的宏大理想。汪静之虽未 入党,但他也体认并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学写革命 诗。”(3)要“以诗为武器,为革命尽一分力。”(4)如此一来,湖畔诗社就因停止 活动而无形中解散了。 从1925 年至1949 年间, 由于战火无日或歇,革命情势瞬息万变,时代风雨使 这些诗人抛弃过去爱与美的追求,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战斗诗篇,成为他们主要 的文学表现,个人的声音汇入了大时代的合唱中,他们的湖畔特色也就不复存在。 和湖畔时期创作的热情相比,1925 年以后的作品大幅减少,这就使得相关的讨 论难有五四时期的盛况。二十多年的时间,仅有朱自清、赵景深、朱湘的零星 短评,篇幅稍长的也只有沈从文的《论汪静之的蕙的风 》和冯文炳的《湖畔》。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湖畔诗社研究的衰退期。1949 年以后,政治局势有了新的变 化,至1976 年“文革”结束为止,整个50 、60 年代, 由于革命斗争的情绪高昂, 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几乎忘了“爱情”在文艺中的存在与必要,以“爱 情诗”为招牌的湖畔诗社自然受到打压和遗忘,相关的研究除了王瑶在1953 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有不到二百字的评论外,可谓 乏人问津。“文革”十年,湖畔诗人的爱情诗自然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难逃被 禁的命运。这段时期可以视为湖畔诗社研究的停滞期。 “文革”结束,进入新时期以后,湖畔诗社的研究终于迎来了又一次的高峰, 堪称为复苏期。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由钱谷融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社 团流派丛书》中所收录的《湖畔诗社资料集》、《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二书, 于1986 年出版,其内容的丰富,已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书中的研究性、追忆性文章,比起以往显得多元而广泛,正如谢冕在1981 年为 王家新等人编选的《中国现代爱情诗选》所写的序《不会衰老的恋歌》一样, 爱情永远是令人着迷的文学主题,它的声音尽管温柔而纤弱,但它的力量却是足 以穿透时空、深入人心,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因此而有了新生的意义。90 年代以 后,相关的研究进入了深化期,贺圣谟于1998 年出版的《论湖畔诗社》与2006 年由飞白、方素平编的六册《汪静之文集》是指标性的著作。《论湖畔诗社》 是第一本研究专著,对史料的考订格外用心,序者骆寒超指出:“这部书分两大部 分:第一部分是‘湖畔诗社评述’,第二部分是‘湖畔诗人分论’。我觉得两者 的比例不够匀称。第一部分‘评述’得虽扼要而中肯,但显得简略了一点。主 体实际上是第二部分。这部分对几位湖畔诗人的论述颇呈异彩。”也许是作者 和汪氏有一段长逾十年的交往,书中对汪静之的论述较深入全面,且迭见新意。 至于《汪静之文集》的问世,不仅提供了有关汪氏个人和作品的丰富材料,对湖 畔诗社的史料与研究也有许多比对参照的可贵线索。 从20 年代的高峰,到3 、40 年代的衰退,再到5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