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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判关系解析调解程序的设置 　　一、引言 　　不可否认，目前的法庭调解热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和法院重新重视的结果。人们讨论更多的是如何重构法庭调解，并对法庭调解的重构充满信心。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对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民事审判工作的目的和衡量民事审判工作水平的标准已经转变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这必然要求法官多做息诉宁人的工作，但同时要求法官不能忽视判决，做到调判结合，这便会使人产生疑问：法院是更重视调解还是更重视判决?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进一步厘清调判关系，调判关系的如何从根本上决定着调解程序在整个庭审程序中的具体设置;另外，在当前的审判程序运作当中，各个法院对调解程序的设置不尽相同，已经有的法院把法院调解的重心放在庭前准备阶段，而有的法院则调解的重心阶段不明显或在审判过程的各个阶段均重视调解，而到底如何设置调解程序更加合理，既能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又有利于法院开展工作，也是法院在庭审程序中应当解决的问题，以便尽快形成统一、规范、有效的操作;再者，调解程序的设置直接影响法院调解的效果，当然，调解制度可以设置与判决不同的原则，但具体采取哪些灵活的方式，对原有的调解原则能作出多大的突破，是值得研究的。 　　二、对调判关系的认识 　　(一)两者在功能上的内在统一性 　　尽管两者在处理纠纷的方式上不尽相同，有学者也总结了审判与调解之间存在诸如“法官的调解偏好与调审并重的矛盾、强制与自愿的矛盾、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流动性、随意性的矛盾、让步息诉与权利保护的矛盾等”，但这些矛盾是否能够得出调审完全分离的必然结论，在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笔者以为以上的矛盾并不影响两者的结合，两者的不同不应被无限扩大，两者的共性也不应被无限缩小。 　　首先，如果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看待司法，那么它最直接的目的便是为发生利益冲突的双方解决争端，因此，作为法律家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审判制度，其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笔者认为，判决与调解虽然作为司法审判的不同处理手段，但其目的都是为了纠纷的解决，故两者的功能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可以说，两者如影随形，都贯穿于司法审判的全过程，并相互辅助、刚柔并济地发挥着司法功能。 　　其次，无论调解或者判决，都要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受到当事人主义的约束。在调解中必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对当事人合意的范围法官不能进行职权干涉;而判决同样要受到当事人辩论主义的约束，同样不能突破当事人主张与辩论的范围，因此，两者在运用过程中适用的原则具有一致性。法官均处于中立的地位，而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只不过法官在调解中提出的是权威性的建议而在判决中作出的是权威性的结论而已。 　　最后，两者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具有趋同性。调解与判决均需要一定的事实基础和信息告知，否则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诉讼中所处的局面，便很难接受调解，当事人的信息的获得离不开审判程序的保障，法官通过一定的审判程序获得案件信息，及时正确地告知当事人，会对纠纷的解决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论调解还是判决，都需要法律的引导，而适用法律就需要法官的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可以说，只要有纠纷，只要纠纷要求得到解决，就会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依法审判之间的矛盾，而不论此纠纷是用纯粹判决或诉讼调解的方式来解决。 　　(二)两者在价值上的优势互补 　　1、程序上的互补性。西谚云：“瘦的和解胜于胖的诉讼”。通过调解实现“无诉”也是我国的本土传统，有利于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学者总结，与判决相比 ,调解具有自愿性、和解性、协商性、开放性、灵活性、保密性等八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在此对调解的优点不再一一赘述。但调解制度在运行中出现了“和稀泥”、“以压促调”、“久调不决”等异化现象，也存在牺牲一方的利益，而让无理一方得到便宜的情形，无形中降低了司法权威，因此，权威的判决也同样彰显其重要性，及时准确的判决可以在程序上弥补调解的不足，并同样可能起到“案结事了”的作用，并能树立起司法权威。 　　2、当事人选择权的实现。在民事领域中，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和相互关系的协调，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和意愿满足。这种具有主观性的结果，反过来也就决定了取得这种结果的方式或途径的自主性，为此，恢复失去的平衡和被搅乱的协调，其具体方式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法律也应当为此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解决纠纷方式。在我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生活条件是多样的，纠纷是多样的，纠纷者对解决纠纷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因此，应当赋予当事人予纠纷解决的“程序选择权”。“程序选择权”实现的前提是国家要为纠纷者提供多种纠纷解决程序，以回应不同的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因此，如果设问是当事人需要调解，还是法官需要调解，答案是调解是为了满足当事人的需要，即使存在程序上的强制设置，也不是实体上的强行调解。当事人愿意以调解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