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doc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 ——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李向平 ? 2013-04-16 10:46:57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兰州)2012年5期 　　 内容摘要：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关 键 词：信仰关系 宗教整体 象征权力 两大信仰格局 作者简介：李向平(1958- )，男，湖南邵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统一战线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人类宗教的研究，人类学家的贡献非常突出。特别是在中国的宗教领域，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别开生面，很值得认真讨论。然而，中国宗教学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似对人类学的中国宗教研究成果关注不多，讨论就更少了。可以说，研究中国宗教，不能只知道韦伯、杨庆堃……还应当懂得弗里德曼、王斯福、华琛…… 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提出的“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1]的概念，不仅影响到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受此影响，弗里德曼特别讨论了中国宗教的整体性，认为有一个中国宗教体系存在，以解决中国宗教中“国家信仰”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相互关联。弗里德曼指出，中国宗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是天命信仰与阴阳五行说使中国人共享了一套关于宇宙和社会解释体系，同时更是因为国家对宗教权威进行了成功的控制与整合，从而使民间宗教也能自成一个整体性宗教[[2]。 弗里德曼之后，对于中国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的研究就具有了从“整体性”到“关联性”的研究取向。如华琛通过华南地区天后信仰的历史演变，说明像天后这样的地方神明如何被国家钦准，国家权力如何以神灵信仰的标准化来统一地方崇拜的过程；此后，华琛还讨论了民间宗教是否能够作为一个文化因素使中国社会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他认为，中国人能够共享的不是一套共同的信仰观念(beliefs)，而是共同的礼仪实践(ritual practices)，即一套经由正统实践(orthopraxy)所支配的正统信仰(orthodoxy)。①尽管杜赞奇认为华琛的研究只是探求了社会群体和权力机构之间象征性标志范围变化间极为复杂的关系，然而他自己的研究也是在此层面把这方面的讨论往前推进的。从而认为民间正统性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民间宗教—信仰与国家崇拜、官方宗教之间那种间接的联系[3]。 与此相关的研究还有桑高仁以“阴阳说”作为中国宗教共同的表现，重新思考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整合问题，试图将民间宗教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②王斯福的研究则对此整体性有不同的讨论。在他看来，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是中心化、等级化和排斥性的，它同时还对民间宗教起着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虽然有时候民间教派和寺庙也会被国家礼仪(rites)所接纳，但民间信仰正是通过作为一种历史表征的仪式和神话与国家信仰不同，而且对正统权威提出了绵延不断的挑战。他进而认为，国家信仰以意识形态为特征，民间信仰以实用主义为特征[4]。 需要指出的是，王斯福的研究并没能否定弗里德曼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整体性问题。弗里德曼强调的是两大信仰格局的整合，而王斯福强调的则是两大信仰格局之间的冲突和挑战。同时，华琛提出的国家与精英、大众之间所达成的共识的看法，也仅仅是国家对民间信仰进行收编的一个成功的故事，还有许多有冲突的信仰事件，共识中的冲突，没能获得国家权力认可的民间信仰[5]。 普里查德在他的《原始宗教理论》中认为，“作为人类学家，他并不关切宗教思想的真假。……对他而言，信仰乃是社会学的事实，而不是神学的事实，他惟一关注的是诸信仰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信仰与其他事实之间的关系”[6]。 由此联系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在国家信仰与民间信仰这两大信仰关系，首先值得考虑的是国家权力与国家信仰、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其间，既有国家权力整合宗教—信仰神圣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亦有内涵有不同信仰之间不可回避的张力与冲突。它们之间的各种纠结与关系整合，历史的构成了“两大信仰格局”，并依据权力、身份、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