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重构.docVIP

论我国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重构 　　关键词: 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完整性 　　内容提要: 关于诉讼证明标准问题，学界历来存有争议，其中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更是关注的焦点。我国目前的诉讼证明标准仍有不合理因素，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因此应予重构。较为科学的做法是以法律真实统领三大诉讼，但对不同性质的诉讼应区别对待。就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来说，还应在这一标准内部凸显适用灵活性和体系完整性。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证据制度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证明标准作为一个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成为证据理论研究的热点。合理的、确定的证明标准有利于保证诉讼程序的公平与公正，实现诉讼构造的平衡。因此，重构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证明标准概念的厘定 　　关于证明标准，中外学者有众多论述。其中，对证明标准体系的构建存在较大争议。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证明标准的概念界定不统一。如有的认为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对案件情况等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要求)[1]。有的认为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一定的事实或者形成一定的诉讼关系对诉讼证明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2]。还有的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执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所应当达到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对证据的量和质的要求和对全案事实认定的要求[3]。 　　综观这些表述，其分歧主要集中在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混同上。按照通说，证明要求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是一种立法上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是理论上的概括;而证明标准是判断证明活动是否达到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能够为办案人员提供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要求的衡量标准。由此可见，坚持客观真实说的学者大多将证明标准基本等同于证明要求，而持法律真实说的学者则注重了二者的区分。正是这一原因导致证明标准问题上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 　　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认为：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卸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中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事实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4]。它指出了通过举证活动，事实裁判者对于待证事实的存在所应达到的信赖程度或认知上的可能性程度。笔者认为这一论述似乎更为缜密和到位，可作为我们在理论上统一证明标准概念的参考。 　　二、两大法系国家有关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 　　(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的二元制 　　英美法系国家依据案件的不同性质，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采取了二元乃至多元的证明标准，即对于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实行差别对待。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盖然性占优势，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需把其主张之事实证明至存在比不存在更为可能的程度。也就是说，某一事实的证据分量和证明力比反对其事实存在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其事实存在的证据的可靠性更高。而对某些特殊类型的民事案件，如口头信托、口头遗嘱、以错误或欺诈为理由请求更正文件等，英美法则确立了比普通优势证据标准为高的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即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必须以明确的及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排除合理怀疑为标准。 　　(二)大陆法系证明标准实质上的多元化 　　通说认为，大陆法系并不区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对于二者都要求达到高度的盖然性，即这种盖然性要达到排除一切怀疑、接近必然发生的程度。这种看法已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一般多实行无罪推定的诉讼原则，在证据不足或虽有相当数量的证据能证明被告有罪但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实行有利于被告的做法，从而相对提高了对证明标准的要求程度。而民事诉讼属私权争议，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均可放弃，当事人间亦可通过诉讼上的调解以及诉讼外的和解协调利害关系，法院还可借助推定方式实现多重证明功能。譬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因此，这在许多方面实际上降低了对证明标准的要求[5]。 　　但实际上，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在民事和刑事证明标准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实质性的差别的。在法国，根据《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第16卷)所述：刑事原告的责任远较民事原告为重。当证据显然不足时，应该立即释放被告，因为证据有疑点是有利于被告的。另外，德国最高法院主要在诸如交通事故、产品责任、医疗纠纷、环境污染等诉讼中采用了表见证明的方法，以减轻民事原告在举证上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