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殖健康与性黄.docVIP

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 ——基于2000，2006，2010年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 黄盈盈　潘绥铭 摘要：本文通过2000、2006、2010年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展现了最为基本的若干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最新情况及历史变化：月经初潮、（害怕）怀孕、人流、妇科病，并分析了与其相关的诸多社会阶层、性、情感、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因素。总体而言，女性的身体发育略有提前；怀孕顾虑、人流与妇科病的顾虑与女性的身心健康及性福密切相关。调查结果提醒目前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应更加积极考虑纳入避孕知识与妇科病知识，并促进性配偶间的平等权力关系及性与生殖问题的协商技巧。 关键词：生殖健康，性，女性，妇科病，人流 作者单位：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100872 问题的提出 自94年生殖健康的概念被提出来之后，青少年与女性的生殖健康日益受到重视（联合国，1994）。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加明确了女性的生殖健康权利与女性赋权之间的关系（郑真真，2009）。有关中国的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人群集中在：未婚女性、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女性。关注的重点集中在：避孕、孕产、流产、妇科病、性病、安全性行为（主要是安全套使用情况）等方面。关注的出发点主要是计划生育、健康、女性赋权。从方法学上看，绝大多数的调查是集中在某个人群、某个地区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换言之，且不论调查的质量，大多数此类定量调查缺乏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本文要描述的是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问题，具体为：女性初潮、（害怕）怀孕、人工流产、（害怕）妇科病；并进一步检验这些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独特性体现在： 1）在方法上，本文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而且，调查在问卷设计、数据质量的把控上非常严格（方法详见：潘绥铭等，2011）。 2）本文不仅仅描述某个时间点的女性生殖健康与性问题，而且，从纵向上比较了2000， 2006， 2010年三次调查的结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十年的时间段里女性生殖健康的变化。此外，2010年，数据还涵盖了14-17岁青少年的生殖健康与性方面的情况。 3）在内容上，除了考察这几个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把与“性”相关的重要问题纳入到相关分析的模型中来，考察生殖健康与“性”之间的关系。 4）在理论视角与框架上，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性别框架下的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也不局限在健康与医学的领域，而是在身体社会学的框架与社会性别的视角下来理解女性的生殖的身体与性的身体（黄盈盈，2008）。这种身体不仅仅体现着女性个体的生命历程，群体的阶层差异，也刻画着时代的变化。（希林，2010）（而且，本文不仅关注女性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事实性的身体事件（比如月经初潮年龄、流产情况、妇科病的情况），还关注女性对于重要身体事件的体会与感受（比如对于怀孕的顾虑、对于妇科病的顾虑等等）。在主体建构的视角下，在关注女性的身体感受的理论关怀之下（Lock Farquhar, 2007；潘绥铭，黄盈盈， 2007； 黄盈盈，2008），害怕疾病较之疾病本身可能会给女性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影响。 2.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4月－9月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在国际上尚属首例。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2000年的PSU是60个；2006年是120个；2010年的103个。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三次依次为50个、150个、123个）与农村的行政村（依次为10个、45个、37个）。终端抽样框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三次调查的有效总样本依次为3815人、5403人、7202人。应答率依次为76.3%、79.6%、72.1%。 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是1916人、2682人和3769人，总计8367人。加权统计分析的权数是城乡、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此外，笔者2010年在调查成年人的同时，在相同的终端调查点中随机抽样调查了14－17岁的总人口，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女性763人），应答率为66.8％。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了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来自农村的流动青少年（20％）。但是由于年龄段和问卷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只能有选择地与成年人进行对比。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