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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代诗 战后台湾新诗发展的四个阶段 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回归祖国后诗坛的短暂复苏和陷入政治钳制的沉寂时期； 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活跃的时期；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现实主义思潮勃兴和现代主义诗歌审思、调整时期； 80年代以后，浪漫、写实、现代和后现代等不同艺术倾向多元并立的时期。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诗坛 诗人 从日据时期走过来的老一辈诗人和战后成长起来的本省籍诗人（巫永福、林亨泰、白荻、黄荷生、杨牧…）； 在祖国大陆已开始创作及来台后才开始创作的中国大陆籍诗人（纪弦、钟鼎文、余光中、洛夫、瘂弦…）。 重要的诗歌社团 “现代派”诗社 蓝星诗社 创世纪诗社 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及论争 历史渊源：台湾的现代诗运动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主义思潮的承续。一般认为纪弦1953年在台湾创办的《现代诗》是承接戴望舒《现代》的精神的。 社会原因： 50年代台湾当局对美国的全面依赖造成台湾社会的普遍西化倾向； 台湾经济的发展，最初受到美援和美日资本的扶持，有某些半殖民地经济的色彩； 文化环境上禁绝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联系，被迫切断自己脐带的台湾作家，只有向“后”看——研究古典，或者朝“外”看——到世界文学中寻求滋养； 政治现实和地理现实使文人普遍存在一种漂泊心态。 我觉得现今各“台湾文学史”流行的叶式陈式论述，竞相以逃离或自我放逐(self-exile)来解释现代诗人向西方文学借取火种，且归咎于政治体制之殖民化，实在是扯得太远了。 现代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不一。台湾于50年代兴起的现代诗歌，波澜壮阔，影响深远。但迄今研究者虽多，对其性质，掌握却仍不准确。本文重新解读文献、勘究史事，提供全新的解释。 第一节，要说明它并非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实施戒严统治之产物，乃延续30年代在中国大陆与日本之现代主义风潮而生。 ——龚鹏程《现代性与中国性——关于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叙事》 链接 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以纪弦1953年2月创办的《现代诗》为发端，到1956年纪弦发起成立的“现代派”为巅峰； 第二次是以1959年的《创世纪》改组扩版为标志，到60年代末停刊为落潮。 两次论争 　一次是在1957年。1956年的纪弦主持“现代派”提出现代诗的“六大信条”时，他推行“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的主张，引起了很多诗人的焦虑。针对纪弦的主张，他们纷纷口诛笔伐加以声讨，尤以覃子豪表现最为活跃。他在1957年出版的《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中发表《新诗向何处去？》一文，对纪弦的主张提出质疑，他在文中指出“外来的影响只能作为部分之营养，经吸收和消化之后便为自己的新血液。新诗目前极需外来的影响，但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而是蜕变，一种崭新的蜕变”。此文表达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扬弃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新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惟其是世界性的，更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覃子豪的文章发表后，纪弦著文激烈地反驳，纪弦的文章又引起覃子豪的反击。“蓝星”的其他成员如罗门、余光中也发表文章加以攻击，这场论争持续至1958年底才结束，由于双方态度激烈多于冷静，虽唇枪舌箭，但对一些重大问题仍未做出深入探讨。 另一次大论争发生在1959年至 1960年间，这次论争逐渐引起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和专栏作家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问题仍是如何对待传统。1959年7月，作家苏雪林在《自由青年》上发表《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对台湾现代派诗追本溯源，抨击台湾现代派诗“晦涩暧昧到了黑漆一团的地步”，尖锐地指出了自三四十年代大陆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为起始的中国象征诗派的流弊。她称象征诗的“幽灵”飘过海峡，又在台湾“大行其道”。覃子豪颇为不满，发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一文，苏雪林又发表《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覃子豪又回以《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随后几位专栏作家的加入，使这场论争走向了高潮。1959年11月，《中央日报》副刊登载言曦的《新诗闲话》、《新诗余谈》。这前后还有寒嚼《四读现代诗》、《所谓现代诗》等文发表。他们批评了现代派诗对传统的背叛，消极颓废的思想和极恶劣的现实逃避，这些激烈批评和全面否定，震撼了诗坛，引来了现代派诗人规模浩大的全面反击。在这些文章中也有些可取的论述，如余光中对传统、西方与现代都有极清醒且独到的认识。但现代派诗人的反击，仍是明显的打破传统鼓吹西化，那些观点多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观异曲同工。 “现代派”诗人群 　　1953年2月1日，诗人纪弦首先创办了《现代诗》季刊，并很快集聚了一批现代诗作者，这是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