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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案结事了”的理性思考与实践探索 　　勿庸讳言，“案难结、事难了”是当前人民法院司法工作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它不仅阻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也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形象和司法权威的树立。这一难题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外界的，更有自身的。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80%在基层，因此，在基层法院率先实现“案结事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显得尤为突出。本文谨以江津区人民法院为视角，重点介绍对 “案结事了”的理性思考与实践探索。 　　一、对“案结事了”的理性思考 　　(一)基本含义 　　“案结事了”作为一项司法原则，最早出现在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民商事审判工作十六字指导方针中，即“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2008年，周永康同志在“大学习、大讨论”研讨会上指出：“法院不能简单就案办案，要通过办案既要解开当事人的‘法结’，又要解开当事人的‘心结’，真正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因此，“案结事了”是与“案未结、事不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案件经过法院审判(含执行，下同)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矛盾纠纷得以化解的理想状态。它包含“案结”和“事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指案件诉讼程序的终结，体现了司法程序价值;后者指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妥善化解，体现了司法实体价值。“案结事了”是当事人将纠纷诉诸人民法院的最终目的，是司法工作的终极目标，它体现了三个有机统一，即：司法手段与司法目标的有机统一，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价值考量 　　1、传承了优秀的传统司法文化 　　司法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深深镶嵌于特定区域的历史传统与人文土壤的意识复合体内，它通过融化于血液里，渗透在行动中，对置身在同一法律价值体系中每一个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活动进行渗透和影响。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家强调的“无讼”，还是道家主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反映了传统司法文化追求自然和谐的理想。进而孕育产生了被誉为东方经验和世界法制史奇葩的调解制度。虽然在今天被视为“案结事了”优选手段的诉讼调解，与古代作为诉讼制度主要替代方式的调解，在效力和规则上均存在较大差异，但二者在力求实现息讼止争的司法目标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2、切合了能动司法的时代要求 　　在地域发展尤其是城乡发展失衡的背景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参差不齐。基层法院所面向的大多数农村地区仍然是基于农耕经济、血缘亲族形成的熟人社会，以重人情轻国法、重名誉轻利益、重实体轻程序的特征而不同于现代工商社会。所以，就纠纷解决机制整体而言，乡土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也是不同的，前者纠纷解决的目的是把冲突“抹平”，后者纠纷解决的目的是使权利和义务黑白分明。[1]因此，法官处理案件时，不单要从制度和理性的角度考虑，还要斟酌情理因素，但由于情理标准与法律规定之间客观存在着差距，法官必须在法律与情理之间寻求平衡，即必须能动司法。 　　此外，鉴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现期、多发期，从加强社会管理的角度，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王胜俊院长指出：“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动司法是服务型司法，其本质和核心就是服务”。践行能动司法理念需要拓展延伸司法职能职责，要积极地将司法触角延伸到案件背后，通过司法服务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实现法律规则与社情民意的和谐统一，使裁判结果获得社会认同。这也正是“案结事了”所要求的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有机统一。 　　3、满足了重塑司法公信的迫切需要 　　法院干预社会生活的方式主要是处理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提供给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是，司法缺如果乏公信力，社会的公平正义便无从谈起。 　　司法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在社会公众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司法自身魅力。司法公信力是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2]司法公信力的形成，主要来自于通过有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获得法律界和社会公众的良好评价，而且社会公众的评价比法律界的评价更加显得重要。由于社会公众评价充斥着道德、礼俗、情理甚至个人好恶，与法律评价的标准通常存在较大差距。现实中，一旦裁判结果未能满足公众预期，问题便归归咎于“司法不公”，令本就不够高的司法公信力再度降低。在近年来一些广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中，这一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受限于司法干预社会生活的方式和社会转型期的现状，人民法院更要积极通过“案结事了”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妥善化解，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获得社会公众的积极评价，这对于重塑司法公信力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三)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