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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版本变迁和修改 　　摘 要：《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曾先后以不同的版本与语种面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对《围城》的不同版本变迁和修改情况进行说明，从而使读者对《围城》的不同版本及不断修改过程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围城》 版本变迁 修改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往往会对古典名著的版本渊源进行研究，叙述其版本变迁情况。现代出版业的不断发展以及新的意识形态和时代的需要，也为现当代作家提供了更多主动或被动修改自己作品的机会。不同版本的文学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必然会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为了更好地把握和研究文学作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现代文学作品的不同版本的变迁问题。 一、《围城》的版本变迁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作者锱铢积累而成，反映了抗战初这一特定时期一群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变迁。小说写于1944年，1946年2月至1947年初连载于《文艺复兴》，这是《围城》首次与读者见面，学界一般将此称为初刊本。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围城》是最早的单行本，即小说的初版本。钱钟书先生在初版卷首的《序》中道：“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璧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致谢。”[1]这是有力的佐证。小说出版后颇受欢迎，且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至此以后，由于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围城》在国内30余年一度不得重印，却在香港和海外宽松的文化政策下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在香港的盗印本不断泛滥。改革开放后，《围城》在1980年10月由作者重新修订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这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此版本也成为小说的定本。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之外的香港、台湾地区出现了香港基本书局、台湾谷风出版社、台湾文史哲等出版社出版的多个版本。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旅美书评家夏志清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2]，使《围城》也出现了许多外文译本，如英译本、日译本、德译本、西班牙译本等。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汇校本引发了《围城》的版权之争，并进一步促进学界对现代文学作品出版版本及其修订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纵观《围城》的版本变迁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围城》的各修改版本明显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是从作品初次发表至1949年，一是80年代及之后的时期，但集中在八九十年代。前者主要是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变化及初版本之后的两次重印，后者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定本及之后的三次重印。 二、《围城》的修改 同时我们也看到，钱钟书先生对《围城》的修改及修改本相继出版的时间与同时期的作家如巴金、丁玲、曹禺、老舍、叶圣陶等作家对作品的修改时间不同。这些作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基本是在50年代至70年代，这也是《围城》在大陆被禁的时期。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倡导文艺工作者都能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一文艺整风运动的影响下，当时很多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以适应时势，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矛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等。这些作品经过不断修改都出现了多个版本。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提出要实现汉语规范化，这又势必使现代作家对自己已有作品的语言进行进一步规范。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和表现新的意识形态，适应新时代读者的审美和阅读需要。 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亦或是追求作品的不断完善，很多作家会对自己较有名的作品进行修改。对于作品的修改问题，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作家就积极表示愿意修改自己的作品。巴金就说“我更希望读者们看到我自己修改过的新版本”[3]。老舍主动修改《骆驼祥子》以迎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主流话语，以期找到其新的文艺生命。同样，钱钟书先生对《围城》也不甚满意，他在《围城》序文中曾说：“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4]在《重印前记》中也说：“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5]由于年代久远，之前的旧版本搜集不到，所以本人无法对《围城》的期刊版本和各图书版本进行详细的比较，但仅对《围城》汇校本中呈现的修改情况进行统计，就发现了近三千余处的修改。这些修改涉及字、词、句、段落、标点等多个方面，其中多表现在对字词的更改、删除和对某些句子的删除上。 《围城》刻画了抗日战争初期的一群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这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