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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中国梦:对外传播历史使命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中国梦”的时空背景下，对外传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梦想息息相关，长久以来一直塑造着外部世界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 一、对外传播的时空背景 1925年，中国依然身处动荡的深渊，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中对中华民族的未来目标做了如下概括：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① 然而，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生存、温饱与发展？五年之后，曾经留洋美国的胡适博士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② 不难看出，胡适为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是——向西方学习。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始终面临着两个莫大的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内生的。 中国毕竟有着5000年香火传承的文明传统，上亿民众不可能一下子便心甘情愿或者轻而易举地集体“西化”。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一个人口上亿的农业社会，要想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将始终困扰着中国人的前进之路。 第二个难题是外生的。 当中国人抱着现代化的使命求诸西方老师时，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自己一心学习的西方老师，为了在中国的资源盛宴上分一杯羹，总是对学生上下其手、予取予求。即便在1949年以后，历史经验依然无一例外地证明，不论是欧美还是苏联，发达国家永远不会心甘情愿、毫无保留地帮助中国。 一百多年来，上述两个难题始终困扰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与西方贸易、交流、合作，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又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内，中国必须确保现代化的变革与上亿同胞的文明传统相互协调；对外，中国还必须确保西方国家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历史实践是一切历史预言的试金石。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地位，也为了实现鲁迅所预言的“生存、温饱、发展”，古老的中华民族确实需要将目光投向世界、投向西方。然而，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胡适或许忽视了一点：传承5000年的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画地为牢的。 历史上的“中央之国”，本来就是中华文化不断扩展的地理结果：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扩展至跨越大江南北的“中国”；由东亚文化圈中的“中国”，扩展至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中国”。5000年来，中华民族曾多次面临外来民族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一系列碰撞与交融，最终同化并融合了外来民族，也丰富并改变了自己。 某种意义上，对外传播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从未停歇的“中”与“外”之间交流互通的历史主题。以此观之，自1840年至今，面对与中华传统迥然不同的西方文明，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的也正是一场全新的文明嬗变——而这也正是“对外传播”与“中国梦”之间无法割裂的历史逻辑。 二、对外传播的国内使命 无可否认，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某些进步。退一步讲，晚清以后，即便没有西方人敲开国门，中国也必须做出改变与革新，唯此，才能使乡土社会的亿万同胞过上更加富足和现代的生活。换言之，向西方学习、与西方互通，这是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对外传播的题中之义。 第一，追求富强 富强，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大梦想，也是中国对外传播的永恒主题。 早在晚清，居于朝堂之上的李鸿章即已看清，唯有“求强”、“求富”，唯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够抵御外侮、救亡图存： 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板、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③ 20世纪上半叶，科学与工业的进步已成为中国走向富强的公认标志。1938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在其专著《中国近代史》中提出：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④ 直至新中国成立，对外传播的重点依然指向中国的工业化目标。1954年8月，毛泽东将英国前首相艾德礼请至中国，通过他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