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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委托代理授权不明时法律责任承担 　　【内容摘要】委托代理授权不明的法律责任承担，在《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有相关规定。但法条未将委托代理是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分辨清楚，没有对授权不明的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就直接把连带责任这种责任形式列入代理制度。代理人是否应当与被代理人承担授权不明的连带责任？如何更好的平衡三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漏洞导致了实际生活中很多纠纷的产生。 【关 键 词】委托代理 授权不明 法律责任 一、比较分析：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5条与《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 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5条规定“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欺诈、被胁迫，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响时，其事实之有无，应就代理人决之。但代理人之代理权系以法律行为授予者，其意思表示，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表示而为时，其事实之有无，应就本人决之。”该规定中“代理权系以法律行为授予者”是指委托代理而言。按照前款规定，其中“就代理人决之”，也就是事实是否存在，取决于本人。但书中规定“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为”，是指依照本人特定指示而为意思表示，其瑕疵应该由本人决之，与代理人没有关系。[1]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中，直接把被代理人置于起决定性作用的位置，包括授权不明时的确定和责任的承担都取决于本人，也即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 《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对委托代理授权不明制度的规定本意在于防止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在委托书授权不明的情况下相互推卸责任，维护代理制度的信用和第三人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但是在某些学者看来则有使被代理人“受有利益却免责任”；而代理人“不受利益却负有责任”之虞；只会有利于被代理人责任之减轻甚至逃脱，而不利于代理制度交易效率、交易安全和利益平衡等价值追求的实现。[2]大陆不像台湾地区民法典那样明确规定，也没有在后来的司法解释当中说明授权不明的确切含义以及该怎样承担连带责任，只是一味的去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法律制度，没有合理的立法理由。代理权的授权从广义上看，包括基于代理人的意思表示而授权和基于法律直接规定赋予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授权不明主要是出现在第一种情况之中，即委托代理授权，委托代理权的授予的通常方式有明示授权和默示授权，明示授权主要是以委托授权书的形式，法律明确规定委托授权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盖章。默示授权被代理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将其代理权授予代理人，但可以依据某些客观情况或事实推断被代理人实际上是默许他人以其名义为民事行为。相比之下，在明示授权的情况下出现授权不明的概率比在默示授权下出现的要低，后者主要是通过对被代理人意思表示的推断，所以授权不明也主要存在于默示授权，但也由于语言文字本身的模糊性特征也不排除存在于授权委托书中。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方式的规定给予不同的责任负担规定，法学界的各种学说也没有对“授权不明”的法律性质和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这两种方式的授权不明往往给当事人提供了很大的迷糊空间，利用法律的漏洞损害其中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没有对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主观形态进行分析就直接规定委托代理授权不明时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现实冲突：不符合现行法律制度规定和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被代理人授权不明时，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与《民法通则》中表见代理制度的精神不和谐。 在表见代理关系中，行为人事实上是没有代理权的，行为人甚至对行为有过错，法律规定由有过失甚至无过失的被代理人承担全部责任，行为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在授权不明制度中，要求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授权不明暗示着行为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理权只是不明确而已，不问代理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都要与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这对行为人来说是很不公正的，这也不符合我国民法的立法精神：对人的终极关怀。正如有学者所言：“和表见代理人之下的相对人相比，授权不明状况下的相对人是否受到更多的损害或者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以至于法律需要对授权不明的相对人进行更多的保护？如果没有，在法律政策上就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从当事人为法律行为的预期来看，这也超过了当事人的正常合理的预期（其仅仅预期被代理人履行义务），而且不符合民法制度的一贯精神。”[3] （二）被代理人授权不明时，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时候，举证责任的分配对相对人相当不利。 诉讼过程中，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积极事实的负举证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不负举证责任，大多数情况下是主张有代理权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代理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相对人就要证明被代理人对代理人有相应的授权，但是代理关系是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在现实生活中，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都会有内部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