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凡人大传.DOC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 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 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 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佣者。宏观与 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 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 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 在美国学子之前 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 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 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 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 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 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 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 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 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 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 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 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 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 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 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 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 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 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 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 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 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 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 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 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 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 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 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 成套的行动，一有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