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刘慈欣-科幻写作正把科技妖魔化.docVIP

科幻作家刘慈欣:科幻写作正把科技妖魔化 　　“我不是故意在边远地区生活的，尽管人们都这么想。”刘慈欣说。 这名目前中国最畅销的科幻著作《三体》的作者，大学毕业近30年来都没有换过单位，一直在山西，阳泉的一个发电厂做工程师。与大家的猜测不同，刘慈欣不发微博，不装微信，不是因为低调，只是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至于为什么要待在偏僻的阳泉，“我也想来北京，但北京的房子买不起啊。而且总要有工作才能来吧，我们体制内的工作，调动不容易。” 他所说的“没有时间”，并不是因为参加社会活动。在电力系统工作必须要朝九晚五地上班，下班则要接女儿、回家做饭。作为工程师，他还要不断学习和更新专业知识。他的手机功能除了打电话就是发短信。或者记下一些灵感——打开老式的电阻屏手机。刘慈欣里面存的100多个文档。都是由质子、空间这样的词语组成的零散片段。 在他看来，读科幻、写科幻，从一个科幻迷成长为科幻作家，其实都是出于对平淡生活的补偿心理。 我生下来就是看科幻的 在他的记忆里，中学时，文理科成绩都是中等偏上水平，不好也不坏；虽然一直在重点中学，但从小到大和老师的关系都比较疏远，不积极参加活动，不是“受关注的学生”。高考时，能选的学校和专业就那么几个，学水力发电是因为好分配工作。大学时，有过当科学家的想法，但要当科学家就得读研究生，他没有考，“考了也考不上，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上，只有一个保送的。” 然而从小时候开始，他就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其他小伙伴不太一样，就是“别人的形象化思维有一个尺度，但对我来说，多大的宏观，我都能把它形象化。”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光年”的概念时，就马上开始想象：光1秒钟能绕地球7圈半。这么快的东西走一年，能走多远呢！“我只要一想到在黑暗的太空中，光走了一年那种无穷无尽的距离，就特别有画面感，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震撼。但其他的小伙伴就不觉得有多远、多震撼。” 由于原本在北京工作的父亲被下放到山西阳泉，小学二年级时，刘慈欣转到阳泉读书。跟着父亲回山西的还有一大箱书，都是“文革”时的禁书，被父亲藏在床底下，刘慈欣便偷偷拿出来，一本一本地看。其中的莎士比亚著作、苏联小说，他读完都没有太大兴趣，直到三年级时，读到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像是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感觉这本书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 现在，刘慈欣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我生下来就是看科幻的”。 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科幻”这个词，当刘慈欣拿着《地心游记》问父亲这是什么书时。父亲告诉他，这是科学幻想小说。在“文化生活的贫乏是无法想象的”时代。刘慈欣只能一遍遍地读箱子里的那几本科幻小说和《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书籍。与科普书籍相比，他觉得凡尔纳的书“更浪漫。读的时候觉得离科学很近”。 那时，刘慈欣只在一个地方能看到与科幻有关的信息，就是父亲办公室里的《参考消息》。他还记得初中时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有关科幻的新闻，说的是电影《星球大战》在美国上映，引起轰动。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每年只有几部样板戏可看。一直到十余年后，他才看到了这部电影的剧照，而《星球大战》正式在中国上映，是22年以后。 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我全都看过 尽管报纸上已经不断提到世界上有《星球大战》、《第三类接触》这样的好电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慈欣也只能看到一些“三流”的科幻电影。 他看到的第一部科幻电影是《未来世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被引进的几部美国电影之一。当时。刘慈欣还不知道这是一部续集，20年后才看到它的前传《雪洗乐园》。刘慈欣上初一时，“文革”结束。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科幻进入黄金时代，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书出版，引起轰动，他喜欢的凡尔纳作品系列也相继出版，“就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被一下子打开了窗户。” 那时的科幻市场尽管繁荣，但书的总量仍然有限，“全国就那么几家科普杂志、几个出版社在出长篇小说，每出一部你到书店都能看见，所以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我全都看过。”刘慈欣说。 但好景不长，1983年他读大学时，科幻被作为“精神污染”加以清除。在他的印象中，那时的科幻作品“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他也感到“非常恐慌”。如果想找科幻书，只能去北京的外文书店，但都是几十块钱一本，根本买不起，他只能带一本英汉词典过去站着看。那时候的书店不让随便看书，看的时间长了，就会被店员赶走。 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科幻作品才开始披着别的文学的外衣被陆续引进，比如罗杰·泽拉兹尼的《科魔大战》。“我眼睛很尖，一看就知道哪些是科幻。”刘慈欣说。 写科幻是对平淡生活的补偿 在阳泉，刘慈欣曾经工作过的娘子关发电厂里很少有人知道，“刘工”业余是个科幻作家。他读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