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第四节课件.ppt

第四章 隋至盛唐道教地位 的提高与重玄哲学 隋代至盛唐时期，道教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当重要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老子崇拜成为道教思想发展的主流；该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出于稳固社会之需要，在思想上采取儒、道、释“三教并用”的政策，从而推动了各自的学术探索。在这个时期中，道经大量增加，著名道教学者辈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念在哲学史上也具有一定影响。 隋至盛唐时期道教理论之深化，绝非偶然。倘若欲明其底细，则须由“图谶”问题入手稽考之。所谓“图谶”乃是符图谶语之合称，其内容大抵为符命宣传之类，于形式上多采字形离合、隐喻之法。此类形式，古已有之。隋唐之际，因改朝换代之社会变迁，图谶遂盛行于世，而有心于政权之人物则顺水推舟以利用之。 1、隋唐统治者对图谶的利用 隋开皇初，太原有以童谣形式出现之图谶，曰：“白衣天子出东海。”杨坚即依此穿上白衣至东海。因皇帝信图谶，故诸多大臣也以张扬图谶而得宠。杨坚登基，取道门劫历“开皇”为年号，表明隋朝开基即已暗合道门之神学底蕴。 隋末，李渊揭竿而起。时有《桃李谣》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巫浪语，谁道许！”谣中所谓“桃李”系隐喻逃亡之李氏。早在隋末世上便有“老子度世，李氏当王”之符谶流播，李渊利用之以应谶告，遂得天下。 2、道教与图谶的关系 道门中人不仅制作谶语歌谣，而且对于世道之更迁有预见性。《混元圣纪》卷八载，岐晖谓门弟子曰：“天道将改，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后数年，李渊起兵，岐晖以楼观台之粮草慰问唐军。高祖李渊得天下，因感岐晖相助，遂称其起兵反隋乃“奉天承运”，于是追认道教教主老子为其远祖，建宗圣宫为祖庙，道教由此而大兴。 3、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植意义 隋朝至盛唐时期，帝王不仅利用图谶为其夺取政权服务，而且也通过种种途径对道教大力扶植。 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所载，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原，号大兴城，乃于都下畿内造（道）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 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历数有归，实惟天命”（《旧唐书·高祖本纪》），他确认道教教主老子为李唐王朝为先祖，屡屡召见道门高士，封赏甚丰。李渊认定“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续高僧传·释慧乘传》） 隋唐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植，不仅推进了道教组织的发展，而且促使理论研讨风气的浓厚。此时，道教经书的整理与编纂得到朝廷的倡导与支持，经典注疏与阐述工作成为道门中人的一种雅好。由于老子被李唐王朝尊为远祖，《道德经》更加受到重视，一股解经之风油然而起。 1、《道德经》注疏 考诸隋唐之前，《道德经》已受学界相当关注。其注疏之学形成诸多流派。杜光庭对此进行总结： 此《道德经》至函关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鸿儒硕学，诠疏笺注六十余家，则有 节解上下（老君与尹喜解）、内解上下（尹喜以内修之旨解注）、想尔二卷（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何上公章句（汉文帝时降居陕州河滨，今有庙见存）、严君平指归十四卷（汉成帝时蜀人名遵）……（《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五《释疏题明道德义》） 2、重玄之道 杜光庭对于诸家注疏，各有评述，尤其赞赏孙氏所开创的“重玄之道”。所谓“孙氏”或以为即魏代道士孙登。杜氏赞扬曰，“宗旨之中，孙氏为妙”（同上）。 晋之孙登关于“重玄”之说，今已不可详考，然其思想源流则有迹可寻。按杜光庭之说，自梁朝道士孟智周以来，多有宗“重玄”者，譬如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等相当一批均主重玄之道，足见其学派已成体系。 顾名思义，“重玄”也就是“玄之又玄”。此语出老子《道德经》第一章。以“重玄”位宗者认为，《道德经》全书之大要即在“玄之又玄”四字，只有以此作为理解《道德经》之纲领，方能得其三昧。 成玄英于《疏》中开篇即提出“重玄”命题： 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所以圣人因无名立有名，寄有名诠无名者，方欲子育众生，令其归本，慈悲鞠养，有同母仪。 1、以“玄”为理论基石 关于玄，成玄英说： 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徼妙两观，源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于有，亦不滞于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 2、玄之又玄 成玄英顺着否定式的思维理路进一步深入下去，他将“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