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美人画和中国仕女画审美特征比较探究.doc

日本美人画和中国仕女画审美特征比较探究 　　日本浮世绘美人画和中国传统仕女画都代表了本民族艺术的独特样式。日本美人画是在融合外来文化艺术与自身艺术的基础上移植、吸收、消化，演绎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特色的绘画，它与中国仕女画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差异性。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风格审美特征比较研究来展示不同审美文化在女性绘画的体现。 以女性形象为题材的绘画在中国画中被称为“仕女画”，在日本绘画中被称作“美人画”。日本艺术和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有着千丝万缕和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日本美人画胎息于中国传统仕女画，不同的民族审美和文化视角最终导致日本美人画摆脱了中国传统仕女画的发展模式，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风格的艺术样式。 日本浮世绘美人画与中国传统仕女画的题材比较（享乐与现实） 浮世绘美人画，意指日本江户时代描绘女性形象的风俗画。江户市民的“浮世”意识，反应了他们感叹人生短促、世事无定、需及时行乐的世界观。美人画就是在这种思想下成长的市民绘画。纵观日本浮世绘两百多年的历史，题材以娱乐圈为主，多描绘美人、歌舞伎、当红演员等。可以说浮世绘美人画是一种带有享乐色彩的绘画。然而生活的世俗化和性的放纵与江户时代严苛的封建制度格格不入，也与儒学的禁欲主义存在着较大的隔阂，浮世绘画师们就把这种儒家的现世精神转化为独特的享乐主义，描绘人对生活情趣的追求。这使美人画摆脱了严格的社会思想的束缚，以一种更加富于创造和开放的姿态来进行创作，拥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点。喜多川歌磨的《妇人相学十体》、铃木春信的《艺伎演出 八景》等都是描绘歌舞伎表演的充满享乐之风的作品。鸟居派代表画家鸟居清长，根据自己的审美观有意识地拉长女性躯体比例，使女性拥有更为纤长秀丽的体态，并借助她们文雅的举止使浮世绘美人画中的风尘女子也有了淡雅的书卷气。他的作品《美南见使二候 七月 夜送》就表现了江户吉原娱乐区中夜店歌女们送客的情景。在象征黑夜的墨底上，浅色调的女性形象异常醒目，虽然人物的丰富表情与频频回首的姿态暗示了刚刚结束的晚宴，但却没有卖弄风骚的脂粉气。这些绘画作品中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艺术充满享乐主义的审美情趣。 中国仕女画与日本美人画在选择题材上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仕女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女性美的描绘总是以现实社会的世俗化审美要求为转移，人们常常借助社会的力量为仕女画形象戴上社会伦理经义的桂冠。魏晋时期的仕女画主要描绘的是文学作品中贤德的女子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唐代画家热衷描绘现实中的贵族妇女，反映封建社会繁荣时期文化艺术蓬勃向上的一种精神面貌。我们可以从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领略到世俗文化的丰硕之美。五代、宋、元时期绘画与社会生活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描绘世俗女子的题材范围也日益扩大，画家们热衷于在艺术创作中描绘贴近生活的场景，如织布、摘花、骑马等社会中下层女性朴实的生活劳作。进入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萌芽，宽松的创作环境使仕女画的绘画题材范围更为广泛，不仅小家碧玉被竞相传写，一些市井劳作妇女、女伶、姬妾甚至民间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中的美女、佳人传奇也十分流行。如《西厢记》、《红楼梦》等极大的丰富了女性绘画中的文化内涵，更加贴近生活，形成雅俗共赏的新格局。 总之浮世绘美人画的享乐趣味与中国仕女画题材的现实趣味有着明显不同的审美特征。 日本浮世绘美人画与中国传统仕女画的人物形象（悲艳之美与秀隽婉丽）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艺术”。中国的艺术长河孕育了仕女画追求质朴、柔静、内敛的特征，而日本美人画则追求华丽、浮艳。中日两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就了两者在艺术风格上的显著差异。 日本美术的审美情趣包括――幽（深奥）、玄（神秘）、佗（清淡）、寂（静谧）。使人在凝神静察中品味最深层次的美感――物哀，也就是对自然和人生的深深忧愁和淡淡伤感。浮世绘画家正是在这种美学基础上，将自己的同情、哀怜融化在描绘对象伤感的朦胧意识中，以浮艳的色彩掩饰宿命之悲，美人画所表现的正是悲与艳的结合。女性形象都是粗眉细眼，身材高挑，极具变形美意味，夸张的肢体语言也富有戏剧性的张力美。美人艺妓虽看起来幽玄妖艳风情万种，为了生计或虚荣不得不浓妆艳抹，强作轻浮，但内心却孤寂凄苦，忧伤悲凉。人物内外的精神分裂和冲突正是美人画中悲艳艺术发生的渊源。喜多川歌磨所绘的《北国艺妓》，描绘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标准美人。她双鬓横梳，头饰精美，华丽绚烂的和服罩不住她风情的肌肤。从她那人偶般的造型，精心的装束及弥漫于画面的浮华艳丽之美，或许很难想象她内心深处的悲哀，但她专注的神情和念念有词的双唇似乎在诉说对命运的难以把握。在他的画中，朝迎夕送的娼妓游女融合在雅致的氛围中演绎得如同女神一般高贵纯情。纵观浮世绘大师们的作品，可援引“浮世多梦人若狂”来统之。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