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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校长 张宗益 （2014年5月4日）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下午好！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并表彰一批青年优秀代表和青年工作先进集体。在此，我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向全校青年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学校从事青年工作和关心支持青年工作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青年朋友们:发生在95年前的五四运动，庄严宣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登上寻求民族复兴之路的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全面深刻转型。五四时代是一个由知识青年群体所缔造的伟大时代，他们在中国历史甚或世界历史上留下的伟岸身影，以及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印下的光辉足迹，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引以为傲的精神资源。今天，当我们接过他们复兴民族的重担，深切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弘扬伟大五四精神的时候，我想与大家交流分享以下三点想法： 第一，青年须有大梦想。 关于“青年”这一概念的现代缘起，有这样一种说法：1880年，一个日本传教士从唐朝诗人张九龄诗句“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中取“青云之志”的含义，率先把英文“Young Man”翻译为“青年”。之后，“青年”这个原本用来指代不特定年龄段的词语便有了特定的含义，既包含时间层面，即年龄介于14—28之间的个体或群体；更包括文化层面，“青年”象征着一种与未来相关的态度，一种对统治性的体制和思想霸权的批判性态度，被赋予了“进步”、“希望”、“未来”、“创造”、“批判精神”等更为丰富的内涵。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已经穷途末路，西学东渐导致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一场接着一场的社会变革令人目不暇接，但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何去何从”成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焦虑。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把变革社会的使命交给了青年，他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中国雄于地球”；1915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发刊词《敬告青年》，热情洋溢地赞美“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被社会寄予振兴国家复兴民族的厚望。于是，五四一代青年，以“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幕正式开启。95年来，在每次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青年都勇立时代潮头。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的波澜壮阔的革新，要归功于青年；20世纪突飞猛进的进步，光荣属于青年。 在座青年主要是80后、90后的一代，大家所处的时代与95年前已完全不同，战争，动乱，“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甚至也与30年前我们看一场电影也很奢侈的时代相去甚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已经相当丰富，社会思想更加多元。浮躁、功利、世俗等也难以避免地侵入青年的生活领地，五四时期被寄予厚望的“新青年”日渐变成所谓“小青年”。从“新青年”到“小青年”，虽一字之差却饱含深意，不可小觑。我相信，当大家对这种“小青年”看法不以为然的同时，内心深处也可能正在经历某些迷茫。有人说，“每一代年轻人都必然经历一定时间的迷惘期。这种迷惘或者挣扎，无论是呈现在具体的个体内心，还是弥漫在上规模的群体之间，应该都是正常的。只不过，如果这样的迷惘情绪持续时间太长了，迷惘就不仅仅是一时的群体心理障碍，而成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危机。”我说，青年须有大梦想，因为青年选择的方向将代表着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只有大梦想才能保证青年有足够的定力抵御浮躁，有宽广的胸怀包容异见，有理性的批判防范媚俗，这才是由青春“正能量”散发的社会“正能量”。要从青年人身上看到希望，这个民族和国家才会有希望。 第二，西财本自重担当。 西财的历史是一部勇担使命的历史。大家都知道，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550余名师生因校长卜舫济以高压手段阻挠学生爱国举动而愤慨离校，共商自办大学。6月3日，以张寿镛先生为首任校长的光华大学应运而生。基于“复旦大学从法国人的震旦大学中独立出来，光华大学从美国人的约翰大学中分裂出来”的共同遭遇与含意，校名取自“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古诗《卿云歌》）。钱基博、章伯钧、潘光旦、章乃器、罗隆基等一批留洋归来、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先后任教光华大学，教师阵容之强在上海堪称第一流。1938年因抗战所迫，光华大学内迁成都杜甫草堂附近继续办学。这段历史，校史剧《光华1938》予以了重现，其中，那一代西财青年的困惑、选择与担当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建议大家都去看看。 因而，对我们西财人来说，“光华”两个字，不只是牵连着我们的过去，承载着光荣与梦想，或者代表着延续至今的那些地名、建筑名、道路名等，更是实实在在地蕴含着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