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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个香港顶级富豪聊教育 　　和新鸿基的郭氏兄弟一样，拥有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两个上市公司的陈启宗、陈乐宗是香港家世最显赫的兄弟搭档，同时，兄弟俩还是香港少有的具有国际化视野将父辈基业继续开疆辟土的二代富豪。两人均在美国有十几年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从俩人在各个场合的中英文演讲来看，可谓深具学识和洞见，从亚当 但兄弟俩性格又可谓迥异。我亲眼见过在一次高大上的论坛上，哥哥陈启宗厉声斥责台下的几百位嘉宾，“我今天第一次以做中国人为耻辱！”他们在上两位演讲嘉宾发言时，或交头接耳，或互换名片。陈启宗斥责他们对演讲人极度不尊重。他的强烈气场笼罩住会场，嘈杂声顿时消失。陈启宗不回避接受采访不惮物议地在媒体公开撰文，一句刊于《远东经济评论》文章中的“儒教的好处就是让亚洲人民心甘情愿地承受痛苦”让人印象深刻。 与之相比，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弟弟陈乐宗异常低调谦和。陈乐宗是晨兴创投的创始人，从事私募基金和创业基金业已20年，但仍然保持着科学家的严谨性格。陈乐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工程，后来又在哈佛大学拿到放射生物学博士学位，还曾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研究员。他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每次收到学校邀请其演讲的请求则很少推辞。作为创投界的风云人物，他对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钱的兴趣，可以说识人、用人、育人才是他真正的工作。 他对香港的“中环价值”和被商业力量异化的香港人感到失望，“在香港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要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和正直，恰如逆水行舟。” TVB有一句经典台词，“这个社会很现实的”，但陈乐宗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他说所谓现实，就是屈服于强势的价值观。强势的价值观就是今天所谓的“中环价值”，在美国这股力量叫华尔街。 “我虽然从商多年，但从没有放弃我的理想；我的内心世界经常与中环价值相矛盾、斗争和抗衡。”对抗方式之一就是教育。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捐办了晨兴书院，请了诺贝尔奖得主当院长，提倡他认为远东地区缺少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注：通识教育，香港译作博雅教育），又即将在内地创办一所与众不同的将国际教育和传统教育并重的私立学校―晨山学校，招收中小学生，他将校址选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县城，那是他觉得自然和文脉相通的地方。 张悦=Z 陈乐宗=C Z： 我知道你是做投资的。有句话叫，教育是最大的投资，因为它是投资未来。你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大手笔的晨兴书院，要在黄山脚下建第一流的中小学。别的香港富豪多是通过捐款捐建筑物给已有的教育机构来支持教育，而你却以自己的教育理念兴办学校，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要在教育上实现一个自己的抱负？ C：前年我在中文大学晨兴书院讲了一段话，我说我们捐赠晨兴书院，起点还不在于我，其实起点在于我的父亲。我父亲受的教育不是很高的，但我从小就看到他怎么去帮助人。那个时候，有的人是我的同学，家境不好的；有的是（父亲）朋友的小孩，叫我父亲帮他，那个时候很多家庭付不起学费，每个人叫我父亲帮助，（他）从来没有拒绝。所以我看到我父亲的这个典范，就是帮助人求学。 那么那时候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每年考试考第一的，今年第一明年就免费了，就免学费了。那么我父母就说，我们也不是没有能力，虽然你拿了奖学金，你还是要交学费，这个奖学金就让给别人，有一些家庭环境比较清贫的。所以从我父亲身上我就看到，他一直是在帮人家求学。所以这个是家风吧，这个是第一。 Z： 你也是作为一个香港的富二代，但是为什么在初中的时候就是这么好学上进，因为你跟你同学家境不一样嘛，不像别人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C：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总是觉得读书是人生有出路的一条路，你不读书嘛，以后就不求上进，以后事业、人生啊什么就会很受局限。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好像追求的东西太多了，我跟你说（那时）比较单纯，就是读书。 Z： 是不是当时你和你的父母不满足于已有的家族财富和地位？ C：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还在创业，我们家庭环境也不错，那个时候还有我妈妈，她是在政府医院里面做护士的，那个时候他们做护士工资很高的。她是因为以前是河北英国人的医院里面的护士，所以她来香港以后呢，她这个学历的，英国政府，就是殖民地的政府是承认的。所以她加入这个政府医院去做护士，那个时候工资很高的。 但是你说富有谈不上，那个时候香港真的有钱是什么人啊，是很多上海来的，带着一箱一箱金条，那些人是有钱的。还有一些在香港，有一些世家他有物业啊什么，那些人有钱。我们那时候还谈不上什么。 Z： 还在创造财富。 C：很多有钱人从小父母周末就带他去消费啊，去品茶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没有，但很多时候饮茶完了以后，就去看工地。我从小在工地里还是花时间不少的。跟那些民工的小孩，跟他玩儿，甚至打架。 所以那个年代香港这个地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