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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要强调顶层设计 　　每个城市的智慧建设都要植根于自我定位，实行一城一策。 中国经济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是中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2002年～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有专家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以上，城市人口达10亿，城市数量1000座左右。 毋庸置疑，建设智慧城市是推动城市化、实现城市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智慧城市建设、城市信息化发展，将向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提供一个全球罕见的大市场，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信息化和智慧城市毫无疑问地将成为未来1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然而，智慧城市建设虽然现在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甚至如火如荼，但若想从中挑取一个建设完整、理论成熟、实践证明完全成功的范例模式，可能一个都没有。探究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性和具体难题，但其中也不乏诸多共性原因值得深入探究，比如政府多头管理导致的政出多门问题、缺乏顶层设计问题、重复或者浪费建设问题、形式问题等。 对此，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刘奕夫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专访表示：“政府应该形成合力，担负起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如果任凭市场带动需求，可能相关企业会追逐利益而导致偏差。一个良好的模式就是政府指导、搭台和制定政策，然后产生市场需求，拉动企业积极参与。” CEI：智慧城市相对于旧有的数字城市和电子政务提升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奕夫：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和电子政务城市的延续和提升。首先，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更加提升了城市建设的感知和遥控的功能。 其次，智慧城市提供了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只是政务的信息化和基础设施的搭建，是智慧城市的基础，包括“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等，而智慧城市在此基础上，扩展到了政府、企业和民生等各方面的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再次，智慧城市还从兴业、强政、惠民等诸多方面做了拓展和增强。智慧城市对于拉动产业整合、两化融合、城镇化进程都有促进作用。从面上，其范围应用广；从空间区域上，智慧城市扩展到了城镇。 CEI：作为智慧城市的具体实践者，你认为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和国外的差距体现在哪？有何共性问题？ 刘奕夫：目前国内的智慧城市建设处于全面试点爆发期，但总体设计和启动应用都还处于落地阶段、初级阶段，和国外尤其是新加坡等成功的智慧城市试点还有很大的差距。 国内目前启动智慧建设的城市大致有300多个，总体可以分成三种：领跑者、追赶者和申请试点。从某种角度而言，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挂钩的。一个城市只有具备了相应基础才能去做智慧建设。目前我们在全面试点的爆发期，建设热情都很高。 然而，国内智慧城市普遍缺乏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此外，政府的资金匮乏、信息共享的壁垒以及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烟囱问题，都是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共性难题。这些既是技术问题，同时也是政府部门之间和相关产业之间的合作问题。 从建设模式来说，缺乏好的商业模式和风险评估模式，也制约了智慧城市的建设进程。如何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良好运行机制，都还处在探索阶段。 CEI：作为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城市应该如何根据自身城市特色建设智慧城市，避免走弯路和重复建设？ 刘奕夫：智慧城市首先要强调顶层设计，建设之初就要进行充分的自我评估。这个评估的度量要考虑到经济规模、结构、资源环境情况、生活水平。 每个城市的智慧建设都要植根于自我定位，实行一城一策。比如某些具备相同城市特征并且具备地理区位优势的省份可以做智慧城市群，具体代表就是宁夏。宁夏是把城市群整体统筹考虑。因为宁夏面积小、城市比较集中，并且城市共性问题很相近，没有必要单独重复建设，这种情况下智慧城市群就是其最好的选择。 从宏观来说，对于区域经济的规划，智慧城市是和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城市可以通过集体建设加强串联互补，比如旅游城市群、文化城市群。 总体而言，建设智慧城市应该从实际出发，从城市发展程度出发，跟城市规划结合，来确定城市特色和发展。 一些不发达的三、四线城市可以借鉴成功经验，来扩展城市化。具体建设过程中可以和城镇化相结合。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会涉及到人口转移等很多问题，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规划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良好契机。做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时候，把这些将要面临的问题都考虑进去，做到未雨绸缪，将来会省很多事。 CEI：中国部分城市的智慧建设还是白纸一张，在这种基础上建设智慧城市有什么共性的问题需要提前筹划？ 刘奕夫：相对于有智慧或者数字基础的城市，那些一张白纸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