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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当代文艺批评(评论) 　　栏目主持人：杨庆祥 　　主持人语：王德领是 70后批评家群体的代表之一。他早年供职于出版社，主要从事当代小说的审读编辑工作，因此对当下文学写作的现状极为了解，有一种别样的编辑家的眼光。这一眼光使得他的批评视角与众不同，他善于从文本的细部出发，留意于作品的修辞、结构和人物的关系，他有医生一般的解剖的眼光，能够深入到作品的肌理发现病灶的所在。同时他又有整全的视野，能够将历史和社会的视野内化为比较的参照系，并以此获得研究的厚重感。本期刊发的《鲁迅与当代文艺批评》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 　　 　　王德领，生于 7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 5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已出版学术专著《重读八十年代》《混血的生长》《存在与言说》等。2010年获北京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奖一等奖，2014年获得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李长之先生在他著名的《鲁迅批判》中写道：“一个人的作品，在某一方面最多的，就往往证明是一个人的天才的所在。”由此他下结论说，?迅是一个杂感家，而非小说家或散文家，理由是鲁迅的杂感数量大，当然算是一个杂感家。杂感是鲁迅“在文字技巧上最显本领的所在，同时是他在思想情绪上最表现着那真实的目的所在”。这一判断是很有道理的。李长之的批评文字饱含情感与热力，灌注着生命意识，没有说理文字的干枯乏味，确实做到了将批评作为一种文体来经营。不妨说，将批评作为一种文体来经营，才会有大批评家的产生。 　　当代文艺批评的尴尬地位不用多讲了，批评真正沦为小众的地位，作家与读者都不买账，就连职业批评家也很少阅读同行的文章了。批评早已圈子化、学术化，成为日益臃肿的学术生产体制上的一环。10多年前，我们曾经批评许多批评文章是圈子批评、金钱批评，但是近些年来，更多的所谓“学位批评”、“项目批评”、“职称批评”等之类的批评已蔚为大观，“垃圾批评”堆积如山，严重污染了批评环境。当批评围绕学位、项目、职称转的时候，批评的同质化、千篇一律就在所难免了。批评文章写得愈来愈长，但是愈来愈缺少可读性。批评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文本，考据充分，论证条理，注释详尽，符合国际学术规范，通体光滑，仿佛无懈可击。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件中规中矩的学术产品，但不是好的批评文章。批评一直在追求所谓的“科学性”，忽视了“审美性”。一篇好的文艺批评文章，首先要有可读性，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业余读者，至少能够吸引他们读下去。可读性是最基本的前提。可读性来源于独创性、趣味性和生动性，一言以蔽之，批评要有强烈的文体意识。 　　鲁迅杂文的文体意识 　　鲁迅称自己的小说是“表现的深刻与格式的特别”，“格式的特别”就是指文体而言的。他的那些数量庞大的杂文，都是批评文章，也可以用“格式的特别”来评述。当然，鲁迅的杂文，不仅仅是有关文艺的，更多地是在针砭时弊，涵盖了国际国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可谓包罗万象。在鲁迅研究界，对鲁迅杂文内涵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而对于杂文作为一种“文体艺术”的研究，则较为少见。而鲁迅杂文的文体艺术，可以用来反省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到底缺失了什么。 　　鲁迅的杂文，毫无疑问具有鲜明的文体意识。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他读的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 Stylist。”鲁迅所提到的那位批评家是黎锦明。黎锦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的新文艺》一文中说：“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鲁迅十分讲究语言，可谓“极省俭”，其实鲁迅最为靠近杜甫，沉郁顿挫，惜墨如金。以我做了十几年的文学编辑的经验，细读鲁迅的文章，很难增减文字，这在同辈的作家里面，是极为罕见的。孙郁先生在 2016年“鲁迅文化论坛”上的演讲里说：“鲁迅最伟大的地方，是延伸了汉语书写的魅力，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使古老的汉语有了更多的弹性和张力。倘若我们浏览古代文献，会发现他融汇了诸多前人的智慧，司马迁的悲凉，杜甫的沉郁，苏轼的飘逸，曹雪芹的悲怆，时常折射在不同的文本里。”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鲁迅杂文的语言，是从古汉语化过来的。古汉语言简而意丰，凝练、精粹、诗性。鲁迅将古汉语的精粹充分地继承了下来。鲁迅受的是旧式教育，从 6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