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的幸福与忧伤.docVIP

编剧的幸福与忧伤 　　4月9日晚，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凭借《七月与安生》获得最佳编剧提名的李媛受邀出席。4个多月前，她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夜晚，那是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她同样凭借《七月与安生》获得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七月与安生》是2016年中秋档上映的一部小成本电影，剧本改编自作家庆山（原名安妮宝贝）早年的一部知名网络小说。电影上映后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尤其是创作团队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原著全新的精神内核这一编剧手法，甚至引发了一些关于编剧技术的讨论。 　　对转做职业编剧还不到4年的李媛来说，以同一部作品获得华语电影最具分量的两项年度提名―尤其这还是她的第一部院线电影―已是非常不错的成绩。“提名让我有了一些创作选择权，但是我产出有限，还是希望作品能被很好地呈现。”李媛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她在《七月与安生》之后有了机会接触到更多影视项目，但她接下来还是主要与陈可辛合作。很快，她参与编剧的另外一部爱情电影《喜欢你》将在4月底上映，仍然由陈可辛监制。 　　尽管4年的职业经历只能算编剧新人，但李媛面对的可是中国电影产业最“精彩”的时间段。这种精彩，一方面表现在近10年来呈爆发式增长的票房、观影人群和资本；一方面则是当钱和观众都不缺了，国产影视作品尤其是剧本的质量却并未进入良性循环，从业人员的能力积淀没能与观众旺盛的消费需求相匹配。票房越高，烂片越多。尤其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当观众通过各种途径看过越来越多国外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国产创作与它们的差距便愈加明显，所有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好作品和好剧本在哪里？ 　　“有好剧本他们也不用啊。”2017年春节前夕，住在陕西北部一个滑雪小镇的酒店里写剧本的芦苇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位曾经写出《霸王别姬》《活着》的著名编剧正面临着现实的尴尬：2000年至今，他被搬上银幕的编剧作品的只有两部―《图雅的婚事》和《狼图腾》，而他手上写好了尚未投拍的剧本有十几个。 　　今年67岁的芦苇曾在小马奔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剧本顾问，当时小马奔腾董事长李明非常喜欢他的剧本，告诉他“等有钱了，一定拍出来”，可最终，直到李明意外去世，这些剧本还只是剧本。 　　芦苇的遭遇代表了一批编剧的现实困境，可能也是职业编剧的宿命。从职业逻辑来讲，编剧在一部影视作品中的话语权是有限的―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编剧交出完整剧本时，他的工作就完成了。 　　《霸王别姬》《活着》两部电影先后在戛纳电影节捧得大奖那两年，芦苇一度感到中国电影终于起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就要到来，但是没想到，那个时代戛然而止。 　　一方面，《霸王别姬》与《活着》在国内都经历了严苛的审查，《活着》甚至成为张艺谋唯一一部被禁影片。更重要的方面在于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行业迅速市场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拍完《活着》不久后，张艺谋拍了一部商业属性极强的电影《有话好好说》，2002年的《英雄》更是开启了国产商业大片时代。 　　但芦苇并未转向，他依然还在自己认定的“严肃电影”的道路上前行。在张艺谋筹备《英雄》的同期，芦苇为陈可辛完成剧本《等待》。在芦苇看来，根据作家哈金的小说改编的《等待》是《活着》的延续，展现了从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末的中国城镇家庭生活。 　　然而，这部已经写完15年的作品因为涉及军婚迟迟无法过审，就如同剧本的名字，芦苇也在等待。更多时候，他以批评者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经常举的例子还是24年前的《霸王别姬》。 　　“?J苇过时了吗？”面对这个问题，芦苇笑着摆手说，“早就有人这么说了。我没有应时过，也谈不上过时。”并非没有大导演找芦苇，乌尔善就曾邀请芦苇操刀《鬼吹灯之寻龙诀》的剧本，被他以“不懂玄幻”为由拒绝。而与芦苇这种拒绝相对应的，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另一面：工夫影业创作中心负责人田野说他过去一年里读了超过200个剧本，大部分的主题是喜剧与玄幻。 　　凭借创始人陈国富在电影行业的资源，工夫影业每年都会收到大量剧本。既然是商业公司，田野在为公司挑选剧本时就需要考虑电影的受众群体，“不可能不想是给谁看的，”田野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电影的主流观众是城市白领，而他们就希望可以放松休息。” 　　田野是电影媒体人出身，对于电影审美同样有自己的判断，但他也明白，一个职场人士在忙完一天下班后更愿意看的是《夏洛特烦恼》而不是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当听说芦苇手中有两部关于农民题材的电影无法投拍时，田野非常干脆地说：“那完蛋了。”他知道现实主义的重要性，然而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几乎不追求现实主义。 　　如果把中国电影市场看作一块土地，原本理想的状态是有麦子、有高粱，但现在这块土地上只能种小麦，高粱快要绝迹了。 　　中国电影市场票房飙升的几年里，这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