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的历史与文化一.ppt

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已经是旧历的年底了，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事业学堂监督的唐文治把自己整理好国文讲义四卷排印后送邮传部并转学部审定。 一九○八年刚任监督不久的唐文治，针对当时学堂教育中只重视外语和科学等“西学”而轻视国文的教育现状，在设置铁路和电机科的同时，增设了一个国文科，它不招收专业学生，只通过组织开展课外的国文教学活动，加强国文教学。教师自编教材，每星期日上午组织课外的国文教学，分甲乙两个班，甲班由唐文治亲自授课，另设国文研究会在孔子诞辰前一周举行由大中学生参加的国文大会（作文比赛），时称“会考”。此举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进行学工与相结合的首次尝试，星期日国文课和年度国文大会自一九○八年至一九二○年从未中断，即便唐文治主持学校后期，在双目已近失明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授课。当年听过唐文治国文课的交大校友忆及其背诵经文一字不差、讲解精微透彻的情况，莫不津津乐道。 一九一一年初，创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在政治角逐中重新崛起，被授予邮传部尚书，春节刚过， 二月十二日（宣统三年正月十四日）唐文治借机致电邮传部请求拨款银四万余元以扩建校舍。是月，修订后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也正式颁布，其中第二章关于铁路、电机、航海专科的课程设置，可以说凝聚了唐文治先生的心血，颇具匠心。课程设置是体现培养目标实现教育宗旨的重要一环，唐文治就任监督不久，就尝试学习国外办学经验探索学校教育培养管理的方法。 一九一○年三月，他听到刚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胡栋朝关于“美国大学都设有比较完备的管理章程并可免费获取”的汇报信息之后，立即向清政府呈文《咨出使美国大臣请检寄各大学章程》，恳请出使的清廷大臣搜集美国各大学章程寄送回学校，以资参考，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馆中依然留存有欧美部分大学的章程。唐文治曾在致交通部的公函中说“本校所有路科课程，从前教务长胡栋朝支配，并由本校长商之前邮传部所派会考员詹天佑参酌。电机科课程由该科前主任洋教员海腾编订，复经现任科长美国韦斯康新大学科长谢尔顿修改尽善。该两员均系美国电学专家，教授极有经验，为大部所嘉许。”这些课程的设置远远突破了当时学部章程的规定，体现了求实学的特征 四月份，唐文治奏请下拨四万银两扩建校舍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而筹建吴淞商船学校校舍的工作也随之启动，此举也可以看作是唐文治以实际行动执行和大清邮传部之间达成的“君子协定”。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下， 一九○九年邮传部为挽回航权以发展远洋航运贸易，拟开设一所商船学校培养航海专业人才。当时邮传部下专门学校有三所：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和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因上海频临海滨，当然是办校首选之地。于是邮传部于一九○九年夏提出将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为商船学校，专事培养航海驾驶人才，学堂新设的铁路、电机两个专科全部北移并入唐山路矿学堂。 消息传来，举校哗然，师生群起抵制，唐文治本人也难以接受上司对学校如此大动干戈。但如果不顾邮传部的指令，一味对抗，则学校将面临关门解散的严重后果。于是，唐文治汇集校内外人士的意见，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代办商船学校：学校铁路、机电两科不改变仍予以保留，同时先在校内增设航海专科，作为另设商船学校的基础，等条件成熟时将航海科加以扩充，单独建成商船学校。此方案得到东南各省士绅的支持，他们认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若停办铁路机电两科，不仅会影响到这座东南最高公立学堂的发展，也会影响到铁路交通等急需专门人才的培养。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慷慨解囊，不仅愿意把在吴淞口筹办的水产商船学校的渔业公司地基一百余亩地捐出，而且愿意把所领官款六万元全部捐给学堂用作筹办商船学校之资，这种两全的方案得到了邮传部的认可，遂撤销了原定方案。 就在唐文治忙于筹建商船学校的同时，学校又收到了邮传部的公函:罗马都灵赛会年内开幕，我国北京及各省应赛货品均已由沪宁分别起运。但陈列展品要求“未便简陋、以贻国羞。”一九一○年十一月，学校就收到了江南提学司的函告：“意大利将于都灵省开赛万国工艺会，各学堂于远赴南洋物品外尚有校图成绩等项愿负意陈列者克期备办。” 唐文治亲自主持筹办展品，学堂精心准备了学生科学成绩一册，各种画图十幅按期运送参赛。结果，本校学生作业和成绩展品获得优等奖。在世界博览会展示学生的成绩册可以说显得非常另类，但这也许正是包括唐文治在内的一些清朝有识之士的孤诣苦心：为中国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做宣传，向世界展示中国未来的希望 春夏之交江淮地区发生水灾，似乎是一九一一这个多事之秋的先兆。就在全校师生减膳助赈的同时，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经在广州揭开序幕，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黄兴率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众多烈士死难，其中七十二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