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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唐十八陵石刻马艺术特色 　　摘要：马匹作为最优秀的蓄力，强健灵性、行动敏捷，是我国封建社会主要的力畜及重要的战争装备。它们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同时也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在唐朝，普遍出现了以马为题材的艺术形式。虽然，在唐代几乎从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中都能找到以马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但它们的表现手法与特点却不近相同。其中，唐十八陵石刻中的马将圆雕、浮雕、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雕刻，并且富动于静，还有着恰到好处的装饰图像，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为在国的雕塑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唐十八陵；石刻马；艺术特色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要受到规律的束缚，死亡也不例外。人必有一死，这一规律客观存在，并且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拥有绝对至上权力的中国君主，或是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埃及法老，亦或是贫民百姓，都终究难以生存于死亡规律之外。死亡，似乎成为了这世间唯一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实践。这种早已被认识，但不为人所用的客观规律，加剧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及对生的极度渴求，同时也促使了灵魂不灭观念的发展。坚信灵魂不会灭亡的名族不胜枚举，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在灵魂不灭观点地推动下产生了墓葬，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不树不封”与“薄葬”的墓葬表现形式，但终究未能阻挡厚葬之风的流行。特别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唐朝。基于当时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发达的文化艺术营建的帝王陵墓，代表了这一时期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与艺术发展水平。 唐代帝陵中，除和陵和温陵其余18座帝陵均营建在陕西境内，被称为“唐十八陵”。唐十八陵分布于关中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以现在的行政区域来说分布于蒲城、礼泉、泾阳、富平、三原、乾县六个县。蒲城县有四座，分别是：桥陵、泰陵、景陵和光陵；礼泉县有两座：昭陵和建陵；泾阳县有两座：崇陵和贞陵；富平县有五座：定陵、元陵、丰陵、章陵和简陵；三原县有三座：献陵、庄陵、端陵；乾县有两座，乾陵和靖陵。在这些帝陵中都列置有精美的石刻，有着唐代石刻露天博物馆美誉的唐陵石刻，凝聚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丰富想象与精湛的雕刻技艺。这些瑰丽无比的大型石刻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中华大地上。在唐十八陵石刻中，雕刻品类丰富，石刻马更是引人注目，马的形象可以分为翼马和仗马两大类。帝陵石刻马，既要符合封建统治者祈求政权永固的心理[1]还要遵循规范和礼制，[2]由于用途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其发展的速度。但唐陵石刻马仍旧展现出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在我国封建社会，马匹作为重要的战争、运输与交通工具，对社会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唐人还因“尚武”精神而喜爱马匹，还对马匹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唐朝有完善的马政机构和马匹医疗机构。另外，马籍制度在当时也受到政府的重视。唐朝各种针对马而设立的管理、饲养机构很好的保证了马匹的驯养与繁殖。除此之外，唐代的马舞表演及马球等娱乐活动更是离不开马。种种原因促使唐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在现存的宝贵唐代艺术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以马为题材的作品。唐人爱马在艺术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在绘画还是在各类陶俑中马的形象生动百出，唐十八陵石刻马更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为我国的雕塑艺术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唐十八陵石刻中马的形象大体可分为仗马和翼马两大类。仗马象征仪卫，翼马则是一种祥瑞之兽，[3]又被称作天马或飞龙马。与绘画马和佣马不同，唐陵石刻中的马体积庞大且要保证其坚固的稳定性，自然在表现手法上会有异所不同。壁画中的马粗旷豪迈，有写意之风；工笔重彩中的马则稍显细腻；佣马与绘画中的马相比体积感更强；三彩马细节刻画仔细且装饰意味浓重；而列置于帝王陵园内的唐陵石刻马，由于用途与材质的特殊性，与其他艺术形式的马相比，显示出了其独特的艺术特点。 1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 陕西唐陵石刻马整体造型以圆雕的形式出现。由于石料本身色彩的单一性，使得石刻作品不能像绘画一样借助色彩的变化来表现物体的质感和结构，所以智慧的唐朝工匠们将浮雕和线刻的手法运用到唐陵石刻马的雕刻中。乾陵的翼马，以圆雕的手法雕琢出翼马的整体造型，而双翼则是两块似扇形的浮雕从马的双肋长出。而且两匹翼马翼面虽都用浮雕手法雕刻，但表现手法却各有不同。神道西侧翼马翼面属犍陀罗式的雕刻风格，东侧翼马翼面则带有阿旃陀式雕刻风格。[4]浮雕的手法的运用更加生动地表现出了双翼的灵动与装饰美感。 在唐十八陵石刻马中除了浮雕手法以外，我们还能看到线刻手法的运用。如：在表现仗马和翼马的鬃毛时，用圆雕的手法分出鬃毛的块面，再用线刻表现其走向。用线刻作为块面的补充表现，使得石刻更加富有细节，更加生动。由泰陵开始的以后诸陵，翼马四腿间均为实体造型，并用线刻雕刻有流云纹，象征着云雾，表现翼马飞天之势。它所传递的仙境般的内容，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