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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空间溢出和地区产业竞争力摘要 利用1999-2009年中国30个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环境规制的影响。通过非空间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检验了产业竞争力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在空间模型中，估算了直接和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变量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别为-0.17和0.559，且统计上高度显著，进而其总效应也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有较高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似乎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环境竞次竞争行为；如果忽略污染的空间溢出，将严重低估环境规制的作用。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科技人员数和产业规模对产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的直接效应。进而提出政府应加快完善环境补偿的制度，一是中央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环境补偿立法；二是完善环境补偿的管理体制，协调和指导跨地区的环境补偿；三是加大与环境补偿有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关键词 环境规制； 空间溢出； 产业竞争力； 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 F061.3；F0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12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18 随着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环境价值观念的转变，人们对环境的需求逐渐上升，使得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对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都相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迫切需要发展工业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环境代价。那么，环境规制是否有碍于经济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备受关注的议题。本文以中国环境规制的背景，探讨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特别是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1 文献评述 有关环境规制与经济竞争力的关系，学术界提出了三种基本解释。第一，新古典解释。该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在矫正环境负外部性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额外负担。与没有环境规制相比，受规制的企业或部门将面临较高的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部门或地区的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特别对那些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来说，这种不利影响可能更加显著[1]。这一解释强调环境规制对企业和部门的成本结构和市场结构特征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二，环境竞次竞争假说。该假说与新古典解释有一定的联系，但侧重点不同。它认为，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对待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共地悲剧”的发生过程[2]，其逻辑基础是，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策略性行为[3]，即每个地区都担心其他地区采用比本地区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地区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为了避免竞争力的损失，地区之间会竞相采取更低的环境标准，进而加剧总体的环境质量恶化。需注意的是，该假说与当前的情形是相悖的。纵观世界各国还是一国内部，目前实施的环境标准比过去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不过，该假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由于污染的空间溢出，使得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的地区不能获得其规制的全部利益，这就是所谓的规制空间溢出。第三是波特假说。与前两种解释不同，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所引起的竞争力损失可能是短期的，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环境规制的推动，企业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产业的竞争力[4]。尽管这种乐观的观点招致种种质疑，但波特假说引起人们重新审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上述三种基本理论都在经验或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并引发大量的实证研究，尽管已有研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然而，多数经验分析并没有解释污染空间溢出的影响。近来一些学者把污染溢出效应引入到环境规制与竞争力的关系之中。例如，Embora等[5-6]利用半参数平滑方法估计了跨界污染溢出对美国各州的经济竞争力（用总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衡量）的影响，他们发现污染溢出对经济竞争力存在负的影响。王文普[7]使用多因素结构法来剔除污染溢出影响的结果表明，当引入污染溢出效应时，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边际影响远远小于不包含污染溢出时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那么，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对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造成了不利影响？影响究竟有多大？本文将以中国30个省级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30个省区。因缺少西藏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数据，分析时不包括西藏。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样本，通过污染空间溢出来刻画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并探讨相关的政策涵义。因而，我们将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过非空间模型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经验关系。另一个是通过包含环境规制溢出的空间模型以检验在中国是否存在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