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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CDMA三闯生死关―中国第一个通信国际标准问世的台前幕后 　　 信产部的一锤定音，让饱受猜忌与质疑的TD-SCDMA与大唐暂时缓了口气，也让众多为民族科技腾飞而奔忙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不可否认，在“崇洋媚外”的科技圈里，TD-SCDMA一路走来的印记，正是“科技兴国”的最好诠释！为一探究竟，《IT时代周刊》记者踏上了寻访TD-SCDMA前世今生的道路。三起三落，中国首个通信国际标准回应了怀疑，也震散了传闻！ 　　跌跌撞撞11年，中国第一个通信国际标准在阵痛中诞生了，与之同时出世的，还有我国科技项目冲击国际层面的经典范本。 　　2006年1月20日，信息产业部正式颁布，3G三大国际标准之一的“中国标准” 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此前，信产部称，在充分借鉴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由国内外企业广泛参与的充分讨论和主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特别是经过两个重要环节――“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试验专家组”和“TD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专家组”的严格鉴定后，“全面地验证了这一技术特别是其独立组网能力，TD产业已进入健康、开放、稳定发展的轨道。” 　　作为与欧洲版本的WCDMA、美国版本的CDMA2000并列的三大主流3G标志之一，TD-SCDMA对中国电信界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它不仅是中国电信史上等待多年后的第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标准，承担着打破欧美标准垄断的重任，其成功与否更直接左右中国在未来国际高技术领域的对话地位。 　　屈指算来，TD-SCDMA从构思到现在已经跨越了将近11年，其间风雨历程，波折与传言一直伴随左右――外界的怀疑与阻挠、内部的艰辛与困扰、技术缺口、资金缺口、人才缺口、产业缺口……林林总总，都在信产部的一锤定音之下宣告得以解决。 　　前一刻还风雨飘摇的“中国标准”为何如此迅速地通过审定？资金问题如何解决？专利谈判有何进展？这前后身价的变动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又搅进了多少的国际权力与利益？ 　　 　　第一起落：高通阻击 标准之前身绝处逢生 　　 　　因为梦想，CDMA领域内有了中国人的色彩。但漂流在外的孤单势力又怎能与CDMA的专利大鳄――高通相抗衡？就在两个年轻人无奈之际，他们与到处寻找发展契机的中国通信产业不期而遇。 　　 　　戴尔是榜样 鼓舞创业 　　1995年，在美国奥斯汀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助理教授徐广涵这对好友，终于下定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两个搞通信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设计一个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方案，他们希望借此实现多年的创业梦想。 　　陈卫，1956年生，重庆人，原来在国内学的是计算机，后到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加入摩托罗拉公司从事集成电路的设计工作。徐广涵，1969年生，上海人，1985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被派赴美国留学，1991年从斯坦福大学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参加了美国军方资助的智能天线研究项目，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智能天线商品化并用于民用的人。 　　在不断的交谈讨论中，二人感到如果把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与蓬勃成长的中国市场结合起来会大有前途，于是为了开发这个系统，两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个高技术创业公司，取名Cwill（Chinese Wireless Local loop），意为中国无线本地环路。 　　其实当初他们没有想过要开公司，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后来戴尔电脑的成功激励了他们：戴尔只是德州大学一个辍学的学生，靠着给人攒电脑做成一个声名鹊起的大公司。陈卫和徐广涵在一次聊天中聊起了这件事觉得很受鼓舞，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并不比一个辍学的学生差，认为中国人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企业。 　　当初，二人只是想做一个无线本地环路接入系统，也就是在电话交换侧做一个无线接入，从而降低电信公司铺设管线的成本，并因此还得到中国台湾著名投资人陈五福先生的一笔风险投资。 　　 　　高通是堵墙 绝处逢生 　　做一个全新通信系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尽快开发出产品，在别人基础上开发要快得多。于是，两个人利用陈卫夫人在高通工作熟悉这方面技术的便利（陈夫人曾在一段时间内为高通董事会成员），作出一个兼容CDMA接入方案。 　　方案如果想产生效益，必须和接口商有合作协议，也就是要与CDMA的“大户”――高通面对面谈判，以寻求日后的发展。不过，高通在专利谈判方面，向来不会给人便利。 　　高通方面当时认为，Cwill只是个小型公司，资金薄弱，并不具备和他们合作开发的能力。为此，高通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高额的专利费，开发出来的新技术需要共享给高通等，让Cwill大受刺激。 　　“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高通的专利读了一遍，深入研究之后，发现无论我们怎么走，都绕不开高通的专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