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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要多写入世的作品 　　时间:2010年月3月3日 　　地点:大理州文联会议室 　　话题:大理文学创作的现状、问题及出路 　　主持人:王晓云 　　谈话人: 　　杨泽文(大理州作协主席) 　　杨义龙(大理州作协副主席、大理文化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纳张元(大理州作协副主席、大理学院文学院院长) 　　张时胜(大理州作协副主席、大理学院院报编辑) 　　 　　王晓云:今天把各位请在一起,主要是想请各位谈谈大理文学创作的现状,问题及出路。杨泽文老师,你最了解大理文学创作的这支队伍,就请你开一个头吧! 　　杨泽文:好的,我先谈一下我州创作队伍的整体情况。现在州作协会员有200多人,文学创作的队伍遍布各行各业。我州省作协会员有120多人,在云南省各地州中算会员较多的地州了。中国作协会员有11人,解放后有5人,一直到2005年后又增加了6人,在全省州市一级同样算人数较多了。当然,各级作协会员人数多,不等于说我们的创作质量也就名列前茅。事实上,我州的创作情况在全省只能算处在中游,昭通、曲靖、甚至楚雄等地州,要么是上升较快,要么他们出的作品影响力更大一些。特别以夏天敏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在全国目前影响较大。但他们的优秀作家在本土的也不多了,其中雷平阳到了《滇池》杂志社,黄玲到了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宋家宏到了云南大学,可以说昭通为云南贡献了一批有实力的作家,他们到了昆明之后,创作情况甚至比昆明本土的作家创作情况还要好。 　　王晓云:历史上大理号称“文献名邦”,历来文人辈出,解放后也出过很知名的作家,但近一、二十年来,出人才的频率慢了下来,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很少,这也是目前各方各面都较关心的,请各位就此谈谈感言。 　　纳张元:的确,这可能是大家目前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几年来,大理创作显得平淡一些,没有特别出名的作家,也没有特别有影响的作品。对此,我的理解是,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一个作家的成长,环境虽然重要,但与个人的天资和机缘巧合都有很大关系,所以不可能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原来生产过高水平的产品,那么就一批一批地生产下去。还有一点,现在我们生活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作家、艺术家要认识发展变化中的社会,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反映深刻的,触及到灵魂本质的东西,更需要消化、观察、思考、沉淀。再说人才的出现也是波浪式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就在低谷,只能说创作较平稳,还没有标志性的作品出现。这个标志性,我的理解是能获全国性的大奖,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我认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既有作家,艺术家在成长中要对社会变化有一个沉淀的过程,另一个方面创作本身很复杂,也不能用五、六十年代成名作家的模式来要求现在的作家,还要找出当代时代认可的表现方式。比如,现在的领导总爱说要作家、艺术家再搞出“五朵金花”那样的作品来,可是,会有人看吗? 　　王晓云:“五朵金花”如果放在今天,是不可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的。 　　纳张元:所以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功,与一个成功作品的问世,都是机缘巧合的结果,无法做到批量生产。不是说大理就是一个五星级的工厂,能一批又一批生产星级作家,源源不断。 　　杨义龙: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经济的因素,大理的经济比起昭通来,是要发达得多的。在昭通,一个作家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但在大理,人家说你是作家、艺术家有时还有一点贬意。大家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向市场经济靠拢,想要多出作品,快出作品,这样势必心态浮躁,这对出大作品,出大家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第二是机制的因素,党委、政府、各级文艺组织都在说“出精品,出人才”,可是活动虽然多,但切切实实培养人才,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氛围的实招并不多。文联、作协也是这样,做再多的努力,最终都应该体现在“出作品、出人才”上,否则就是无效劳动。第三,大理山青水秀,生活安逸,使作家都很慵懒,刻苦、勤奋还不够。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的作家知识积淀,生活积淀都不够,这给我们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王晓云:是的,生活的开合度不够,难有起伏跌宕的极端体验。 　　杨义龙:对啊,有人就跟我说现在有时生活比小说更像小说,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个想象力把它写下来,这就是对生活的体验不够。刚才纳老师提到的《五朵金花》,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民歌、小调,当时雷振邦来到大理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到洱源的西山、剑川、云龙的田间地头,不惜血本地去做。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深入生活这一点上也做得不够。实际的深切感受与坐在书房里看网络,看书是不一样的。 　　纳张元:我还想说句有点得罪人的话,当时云南台的“东方峡谷文化时间”采访我,我说了一句“云南作家只有平民的生活条件,但却有着贵族般的慵懒。”后来有很多人都对这话不满,但这是实情,这个问题,不走出去是看不到的。例如云南的昭通作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