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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群己权界论》的翻译及其纠结 　　摘要 1903年，严复以约翰?密尔（旧译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1859年）为底本，翻译出版了《群己权界论》。此书的翻译，严复一反常态，紧随密尔的行文思路，力求忠实于原著，在严译诸书中堪称特例。然而，为了准确传达西方的自由观念，跳脱逐词对应反而丧失原义的陷阱，并确保译著在中文世界的接受与流通，严复仍然选择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雅洁的文辞进行翻译。大体而言，《群己权界论》基本遵循原文，但受限于文字、时局及个人关怀，译著与原著仍有细微偏差，个别地方还有明显删改。只是，他虽然力求精准传译，仍然难以摆脱中西学各有体用，强行牵混则非驴非马的困扰。 　　关键词 翻译 严复 约翰?密尔 自由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119-10 　　甲午中日战争后，严复“腐心切齿”，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自《天演论》（1898年）之后，他陆续翻译出版了《原富》（1902年）、《群学肆言》（1903年）、《群己权界论》（1903年）、《社会通诠》（1904年）、《法意》（1904-1909年）、《穆勒名学》（1905年）、《名学浅说》（1909年）等一系列译著。严译各书，流行一时，备受推崇，如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等评价《天演论》及其译者：“盖自中土缁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眼中未见此等人”。后来胡先辅更赞许道：“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俱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句无滕义。……要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但严式的翻译也引起一些质疑。傅斯年就很不以为然地评论道：“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张君劢则认为，“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也就是说，擅加意思和会通中西，反而陷入逞臆和守旧的窠臼。 　　学界对严复及其译著的研究热情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学者认为，严复译书并未忠实于原著，除了在案语部分集中发表议论外。在译文中也往往添加自己的意思，或是兼取其他著作的思想。有学者发现，严复的译著不可一概而沦，“中期译品”即《群学肆言》、《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可谓信达雅“三善俱备”。其中《群己权界论》翻译风格接近直译，并且未添“成段的按语”，只有“无思想性可言”的译者注，只是文中仍然夹杂“不符合原文之处，用来表达严复自己的思想”。《群己权界论》在严复众多译著中具有其特殊性，不仅可以作为文本比较比勘的范例，探究译著与原文的相符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进而考察严复的翻译主张、风格及其背后牵连译者本人的跨文化传通问题。 　　一、力求忠于原著 　　严复以译书名噪一时，曾提出“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当时市面上流行的译著不如人意，严复在《国闻报》著文批评道：“夫如是，则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在他看来，翻译质量低下的关键，是完全没有体现原著的精义。在其提倡的译书标准“信、达、雅”中，“信”即完整传达原义，是颇为重要的一端，这也是他经过一番摸索之后得出的认识。 　　1897年《天演论》翻译初成，严复将手稿寄予晚清桐城大家吴汝纶过目。吴对书稿赞誉有加，同时提出一些意见：“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人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严复考量和采纳了吴汝纶的建议，并将修改后的译稿再次寄予吴，他在去信中说：“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其参引己说多者，皆削归后案而张皇之，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而似较前为优，凡此皆受先生之赐矣。”吴汝纶对译稿的修改表示满意：“《天演论》凡己意所发明，皆退人后案，义例精审。”尽管如此，据现代学者的比勘，《天演论》修改后的通行本在非案语部分依然掺杂严复增添的意思。可见，经过《天演论》的翻译与修改，严复明白以“中国人语”对应西文容易羼杂己意，只是究竟在译著中保留多少“己意”，严复自有拿捏。 　　经过《天演论》翻译的小小曲折，到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基本遵循照实直译的原则，紧跟密尔的行文思路，力求忠于原文。《论自由》全书分为五章，即“导论”、“论思想言论自由”、“论作为幸福要素之一的个性自由”、“论社会权力之于个人的限度”、“论自由原则的应用”。第一章“导论”统领全书，概述主旨与立意。在此以“导论”为主，逐词比勘，列出未能精确对应的部分，进而考察严译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