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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玉生:探索公益慈善新思路 　　如今的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自身的修炼和学习，投入到社会问题当中去，找到公益慈善发展的新思路 站在公益慈善和社会发展的 高度上进行改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基金会算作一个行业，是从198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开始的，至今已有25年的发展历史，但迅速成长也就是近几年时间。与20年前相比，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商玉生：整个公益慈善环境变得更好了。民间非营利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公民的公益慈善意识被唤醒，公益慈善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逐渐规范之中。 回顾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摸索过程，这个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 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对基金会的性质、建立条件、筹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项作出规定。尽管《办法》只有十几条，才几百字，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控制和限制基金会的发展。 此后直到1999年，我国对基金会的登记管理主要实行业务主管单位、人民银行和民政部门三方负责的管理体制，即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和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实际上是把基金会视为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办法》公布后，虽然基金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国家对基金会的审批和管理非常严格，所以它的发展还是受到了种种限制。 1996年，民政部对全国社团清理整顿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本停滞不前，甚至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间，国内没有出现一家新设立的基金会，整个基金会行业进入了低谷时期。 2000年开始，《基金会管理办法》开始修订，经过大量的研究、论证，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历时三年多，完成了《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它正式结束了三重管理体制，转变为二重管理体制，并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2004年以后，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整个中国基金会行业步入了蓬勃的发展期。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政府是管理机构，一旦政府官员的思想不解放，不能从为部门的利益、为个人的利益出发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话，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控制和限制。 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关注公益慈善行业的法制建设问题。我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上，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角度上制定法律法规，而不要站在一个部门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税务部门只考虑部门的利益去考虑如何进行税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公布，让整个社会看到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对于公益慈善领域而言，普遍认为将启动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你对此怎么看？ 商玉生：对社会改革而言，现在是很好的机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走过了35年的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市场机制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正轨，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 那么今天，再谈社会改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应该包括社会改革，但当时我们把经济改革放在第一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30多年的发展中，社会改革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如道德问题、教育问题等。所以说，当初忽略了社会的改革发展，就等于忽略了国家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决定》，谈到公益慈善行业时提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看似只有一句话讲公益慈善事业，但是在《决定》里的每一个段落之中，都有关于公益慈善发展的机会，以及对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要求。 记得十几年前，在做“构建世界非营利机构培训”时，我提出一个问题，“面对新的形式，你准备好了吗”，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这个问题。 对于公益慈善而言，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正处于一个飞速变化和开放的时代，在新的时代下，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项目的创新，突破一些旧的观念，但是由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我们又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如今的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但我们的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能够从思想理论上、思想道德上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吗？我们有公益慈善发展方面的理论家吗？什么才是中国特色的非营利机构的发展？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回答。这就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