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我见.doc

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之我見 檢改會 陳鋕銘 97.11.24 一、前言： 我國關於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過去一直受到各式各樣的杯葛，主要理由不外是認為此罪的立法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國外的立法例則多是香港、新加坡等殖民或專制體制的產物，不適合民主化的台灣。而在實質上的障礙，則屬掌握修法成敗的朝野政治人物，並不樂見這樣綁手綁腳的法律通過。所以儘管前陳定南部長曾大力推動，94年間法務部所提出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正案，也有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乙案（甲案是設行政罰），檢改會也曾和台灣透明組織、乾淨選舉聯盟、泛紫等組織提出對應版本，但最後立法院還是選擇了不立刑罰。 但經歷過這兩、三年政府高層貪瀆案件的震盪，特別是最近前總統海外不明鉅額資金案件的衝擊，全國人民都看清楚了這種明顯的不公義，既有規範在防範及追訴公務員不明資金上是無效的，儼然已動搖了維護社會互信所需要的基本公平性。另一方面，在深入探討無罪推定的法理時，發現其並非絕對原則，當保障個人訴訟權的無罪推定原則，和維持憲法上各國家機關受人民信任地運作所必須的公務員之廉潔性之間，若是發生衝突，是容許權衡的調整的。在外國的立法例中，並非只有香港、新加坡等，還包括英國、馬來西亞等國，而有些國家如美國則以財產申報制度方式作處理，甚至聯合國2005年12月14日生效的「反腐敗公約」，在第二十條更規定「在不違背本國憲法和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的情形下，各締約國均應當考慮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述故意實施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資產非法增加，即公務員的財產顯著增加，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顯示國際潮流反而是鼓勵對公務員不明資產定罪。既然在法理上打通了障礙，國內外情勢也推波助瀾，故識者認為目下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變成不是「可」、「否」，而是如何立法的問題。 正是在這種大壓力的情境下，我們反而要防止過於焦急所造成的草率立法。本文想從國際立法例，我國現有規範公務員原潔的法規，檢討目前立法的幾個關於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版本，並試著提出個人的建議，以供立法之參考。 二、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類型 1.個案型： 此以英國與新加坡的立法為代表。英國之防止貪污法第2條（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 1916 c.64 s.2）規定：除非有反證推翻，否則在依照本法訴追的犯罪程序中，服務於公務單位之人自欲尋求與公務單位訂立契約之人所收取之現金或禮物均應被認定為屬於本法中所謂之賄賂。新加坡「防止貪污法」第8條（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 s.8）規定：除非有反證證明，在被告被控違反本法第5條（一般收賄罪）或第6條（代理人收賄罪）之程序中，公職人員自欲與公務單位交易之人所收取之報酬（gratification），均應被認定為賄賂。Evidence of pecuniary resources or property)一、依本法或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至第一百六十五條或第二百十三條至二百十五條各罪；或其預備犯、未遂犯或教唆犯，在法庭審判或調查時，發現相對其正當收入顯不相稱，而未能提出適當之說明之金錢或財產，或該財物於涉嫌上述各罪之同時所添加，未能提出適當之說明其來源者，法庭得視為被告收受或期約所得之賄賂暨收賄未遂罪等證據。二、前項財物由被告以外第三人所持有、附加，如被告與該第三人在某種關聯性或其他情形下，第三人關於該項財物為被告之保管人、委託人、代表人或贈與受讓人時，依本條例第一款之規定，被告應視同為該財產或添加物之持有人。 這種立法例的特色在於「推定受賄」，其前提必須先有一個貪污個案的訴追程序，在英國防制貪污法第2條及新加坡防制貪污法第8條，與公務機關有交易等關係之人與公務員之間的金錢財產往來，和其交易之間的因果關係。在新加坡防制貪污法第24條，則更擴大範圍到正當收入以外，未能適當說明的金錢或財產，其財產持有之主體亦擴大到為公務員持有財產之其他人。但其處罰並非對該不明來源財產之取得，而是推定這是與該公務交易有關之賄賂，以降低檢察官的舉證責任。此種立法，並非獨立設置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的犯罪，而是在典型的貪瀆犯罪中，作舉證責任的轉換。 個案型的立法，對於公務員不明財產來源之追究，只限於有貪瀆個案發生時，才去追查處理。基本目的只在填補貪污犯罪不易舉證的困境，其衝繫範圍小，要藉此產生有效的肅貪功能，還必須其他的公務員規範相配合，同時也必須有一個公正、廉能的偵查組織，才能使這個被動性的不明來源財產之犯罪，能發揮功效。 2.經常型： 以香港及澳門立法例為代表。 香港「防止賄賂法」（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第10條中規定：(1) 任何現任或曾任行政長官或人員的人─ (由2003年第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