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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景泰年间山东黄河水患的治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历史上也给中华民族带来许多灾难。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黄河水患时有发生,给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历史上黄河以多泥沙、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于世。尤其是明代,黄河水患十分严重,有关明代黄河决溢的记载史不绝书。山东地处黄河下游,自古以来就深受黄河水患的影响。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运河的地位急剧上升,保障漕运畅通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因黄河在山东境内与运河交汇,加之漕运的特殊地位,使得山东地区明代黄河的治理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
景泰年间山东频繁的黄河水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明代沙湾河患并非自景泰年间(1450―1457年)开始,其源于正统时期。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口决口,造成黄河历史上第20次较大的改道。黄河改流为二,一自新乡八柳树,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一决荥泽,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现淮阳)、商水、西华、项城、太康。明英宗先命工部尚书石璞治理,未有成绩,改由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前往山东治理水患。王永和修沙湾堤大半,不敢尽塞,在东昌置分水闸泄水,黄河入大清河归于海。然而,王永和对于沙湾的治理只是暂时堵住沙湾决口,未能完全治理好沙湾河患,使沙湾河患遗祸景泰年间。
首先,频繁的黄河水患严重影响了山东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黄河泛滥,淹没农田、村舍,致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景泰三年(1452年)八月,山东兖州府奏:“雨水泛涨,禾稼淹没,人民缺食,粮草无征。”御史罗澄亦奏:“徐州抵济宁一带,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皆坍塌。老稚妻孥,流寓道路。”可见黄河泛滥对沿岸百姓危害之大。
其次,频繁的水患给山东地区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景泰三年,负责治理沙湾决口的工部尚书石璞上奏中就提及“两畿、山东、河南被灾穷民多事剽掠”,请求皇帝免除被灾百姓的赋税,以稳定社会秩序。水灾之年,农田被淹,百姓缺衣少食,为求生存,部分身强力壮者则转而为盗,使山东灾后本就脆弱的社会秩序雪上加霜。景泰四年(1453年),太仆寺少卿黄仕?y上奏“见黄河一派自荥泽县南流入项城县界,一派自新乡县八柳树北流入张秋会通河。两派河流皆经六七州县,有二千余里俱系民间耕植之地。民皆荡析离居老稚不相保聚,或徙或聚为盗”。
最后,黄河与运河在山东境内交汇,黄河泛滥,水量暴涨,往往会冲决运河河道,致使运河水随黄河东去,致运道淤塞,对漕运航行造成严重阻碍。正德年间曾任山东左布政使王■指出:“圣朝建都于西北,而转漕于东南。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
明景帝即位后加大了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
明景帝在继位之初,就着力于山东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尤其关注黄河冲决所带来的漕运淤塞问题,加大了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以期保障百姓的安全及漕运的畅通。景泰元年(1450年)因也先(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入侵,山东水利建设仅监察御史陈全修筑了沙湾2个缺口。是年四月,监察御史陈全上言,当年王永和修沙湾堤,留西岸2个缺口未堵,“近者东阿县以西大洪口鲤连,河水落河身渐露,与缺口相去甚近。恐将会通河水落掣入东去,不便漕运。乞筑其二缺口为便”。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朝廷又命山东左参政王骢、按察司佥事王琬督导沙湾运河的疏浚。同年六月,命山东巡抚都御史洪英与河南巡抚都御使王暹共同治理黄河,务必“令水归漕河,军民攒运商旅往来无阻”。景泰三年,工部尚书石璞受命治理沙湾“浚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湾决口如故”。朝廷又派中官黎贤、阮洛及御史彭谊协治沙湾“筑石堤于沙湾,以御决河”,当年五月沙湾堤成。十二月遣内官黎质、武良及侍郎赵荣往治沙湾。次年一月“河复决沙湾新口”。工部左侍郎赵荣指出:“黄河之趋运河,势甚峻急。而沙湾抵张秋旧岸低薄,故此方筑完,彼复决溢。”提出于新决口处建石质减水坝以缓水势,加高加厚沿岸堤防,堵塞决口。四月决口堵住,五月山东大雨,又决。纵观以上历次对沙湾决口的治理,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河决即塞,漕淤即浚,缺乏对黄河治理的整体规划和长远考量,故常决口方堵,遇大雨便复决。
景泰四年冬,明代宗以沙湾决口久治无功,要求百官荐举可治水者,于是徐有贞受命治水。《明史》载,徐有贞“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可见徐有贞确实是治河的最佳人选,徐有贞也不负众望,成功地治理了沙湾河患。明代后期治河名臣万恭在其著作《治水筌蹄》中写道:“正统十三年河决荥阳冲张秋,尚书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王文相?^塞之弗绩。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贞役丁夫五万八千作九堰八闸以制水势,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起自正统十三年的沙湾决口在历经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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