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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现行状况 土地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土地能否得到充分合理地使用将影响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量剧增，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使得农村大面积的土地闲置，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经营模式，由土地承包商承包农村闲置及剩余土地，通过雇佣劳动力进行耕作，重新使闲置的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但是采用怎样的措施才能使农村的闲置土地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创造出最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于此同时又保证承包商的利益呢？先来回顾一下土地问题的由来。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基本建设和农民建房等，使得农民人均耕地逐年减少，人地之间的矛盾加剧，并且这一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对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利益冲突更为突出。土地闲置的原因当然很复杂，除了一些不良开发商囤积居奇，以求暴利外，笔者认为，过度追求“城市经营”才是形成大量闲置土地的根源。关于“城市经营”的内涵众说纷纭，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经营城市是“把城市当成一个特殊的产业来经营”，要“以市场运作的方式经营城市，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项目营运市场化，设施享受商品化”。 　　于是，在追求政绩的冲动下，许多城市的主政者热中于“把城市当成一个特殊的产业来经营”，一个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土地出让获取收益，这可以说是大多数城市的城市经营的最主要内容。因为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土地进入市场为城市政府提供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同时，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对土地的从农业用途向非农业用途、从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的流转有着巨大的需求。因此，城市政府能够从土地的使用权交易中获取总量巨大的收益。 　　据国土部披露的数据，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4%，实际土地出让面积42.8万公顷，同比增加105%。在很多地方，来自土地出让的收入规模甚至可以与税收收入相匹敌，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乃至主要的资金来源。城市政府以行政手段征地后批租的无本万利，加上卖地收益全归在任政府官员支配的“吃子孙饭机制”，构成了圈地卖地热的巨大动力，而圈地卖地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城市出现大量的闲置土地。 　　如果说企业经营的理念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那么城市经营的理念就应当是“以最小的市民负担获取最大的市民福祉”。遗憾的是，我国的城市经营从一开始就是以资金获取指向型为主导的，在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手段往往取代了目的，获利最大化取代了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可以说，正是有失偏颇的“城市经营”概念制造出成片的开发区和开发商包揽的庞大造城运动，制造出大量的闲置土地。12月21日，国土部公布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修订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拟规定，未动工开发建设，土地闲置满2年，经批准后可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12月22日《京华时报》） 国土部出台相关规定，明确收回闲置土地的使用权，无疑对打击囤地、炒地等违规行为起着震慑作用。然而早在1999年，国土资源部就出台《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其中对闲置费、收回等都有明确规定。距今已过去12年，土地闲置现象并没有多少改观，此次出台的新规难免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实在让人兴奋不起来。 一边是开发商大量囤地、炒地，带动地价飙升，进而使房价居高不下；一边是广大老百姓买不起房，寄望于政府抑制措施的出台，各种政策却屡屡陷入“下有对策”的困境中。两相对比，国家对处置闲置土地的规定备受关注。 事实上，不仅是国土部的政令无法落实，包括国务院、住建部出台的政策同样没有被严格执行。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规定；2010年，国土部联合住建部出台了土地闲置公共政策。 由此可见，对于治理闲置土地从来不缺乏相关政策法规，关键在执行力上大打折扣，导致政策新规不断，土地乱象却无法监管。 严格意义上说，如果12年前的“国字号”文件能够得到落实，在此基础上延伸的治理措施完全能够见成效，也就用不着多部门的文件不断。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因为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每次政策新规出台都引来公众的聚焦，长期以来只打雷不下雨，受损害的不仅是老百姓利益，也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事实上，新政新规的频繁出台往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使处理方法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久而久之也就根深蒂固。 闲置土地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政策“闲置”时，无法施行和落实才是最大“顽疾”。遇到问题和矛盾时，并非出台新政策新规定就能解燃眉之急，关键是如何集中力量铲除“病根”，从根源上寻求破解之道，方能事半功倍 农民在与土地利益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有所弱化家庭经营承包制度。表现在：第一，土地的不稳定性。当前，农村面临着土地调整压力，集体土地总量减少的过程也是农民承包土地调整的过程，“赋予农民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