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释例》之学习心得.docVIP

《校勘学释例》之学习心得 《校勘学释例》原称《元典章校补释例》，明以来，《元典章》有多种传抄本。1908年，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校勘学释例》的序中说道“余以元本及诸本校补沈刻元典章，凡得谬误一万二千余条……利用此以为校勘学之资，可于此得一代语言特例。”陈垣先生1959年版最后一页的重印后记中说道“一本好书而又重要又错误多的书，莫如沈刻元典章……沈刻元典章不然，写刻极精，校对极差，错漏极多，最合适为校勘学的反面教材” ，可见这本书的典型性以及对于初学校勘学的学生的重要性。 《校勘学释例》共六卷，前五卷为讹误的类型做释例说明，释例囊括五大类、四十二小类，卷一所讲为行款误例的十一类，卷二所讲为通常字句误例十一类，卷三卷四卷五分别讲元代用语、用句、名物共二十类。第六卷总结出校法四例和沈刻本校正或误校，校法四例是校勘学最重要的原则，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本人从书中学到以下四点： 一、 根据书中这六卷内容，我从中学习到从事校勘的学者至少应具备以下一些基本素质： 首先，应是对古文校勘的存真性和客观性的尊重，并由严谨的治学态度，校勘者不应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毫无根据的妄改底本，不应字体残阙就迳行删去等，校书的目的是恢复原书本来面目，而不是替前人改文章。 其次，对古文应具有一定的素养，对文字音韵训诂知识的掌握，汉字历经各个朝代的变化需要有所研究，能够对行款之间的可疑之处和句意不通时提出问题，例如能够发现形近声近之字的误处。 第三，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很多，其朝代记载史料或多或少会有民族方言和用字习惯，校勘者同时也应具备对少数民族文字、语言用法的知识，如《校勘学释例》中，一四九页，理校法条目下的释例：“兵三 十四 官人每根底要肚及”，陈垣先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理校出“肚及”当作“肚皮”，读的时候本人很不理解元典章中怎么会出现“肚皮”二字，且对这条释例很不理解，然后查到，原来“肚皮”在蒙古语中的含义是为“贿赂”，叹陈垣先生之渊博。 第四，校勘者须读通诸子、经传等经典。如《校勘学释例》中，一四七页，他校法条目下，“户九 十二 五月二月以钩筏压下枝 元作‘正月二日’”后面说道“此引齐民要术卷五语也，可以齐民要术证之”，在需要用到他校法时，援庵先生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判断出这句是引用了《齐民要术》，可见其对师叔的熟读程度。此外，校勘者必须具备史学基本常识、目录学、金石学知识等等。 二、 根据《校勘学释例》中的解释，若要做到校正的精准详尽，需按讹误的类型将四个方法同时应用于需要校勘的书，按次序并逐层深入校正，四个方法不是单独应用的。 首先，使用对校法，陈垣先生云“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可见对校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的存真性，“校异同，不较是非”。 其次，“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本校法，同一本书在内容或者文句上会有联系，比如字句之间，上下文意，前后页前后卷都会有特定的联系，所以“不必尽据异本也”。 其三，使用他校法，《校勘学释例》中释例：证明“纳失失”“纳尖尖”之是非，因为沈刻与元刻记载相同，不能用对校法，所以必须找到元典章以外的书来，因此找到元史卷，查其祭祀志国俗旧礼条，查到“纳失失”无误，而“纳尖尖”是错误的，证明沈刻与元刻都记载错误。 最后，使用理校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是从之时则需用此法。”陈垣先生对此法的评价是“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书中举钱大昕先生校书为例，钱大昕校《后汉书·郭太传》“太始至南州”一段为例，原是从词句上产生怀疑，后见宋本和明嘉靖福建本，证实确实是将章怀注引谢承《后汉书》的小注错成正文。 三、 下面来谈一下对四个方法应用的认识： 首先，陈垣先生从两个方面举例来说明对校的功用。一是“有非对校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误可疑也”，就是说只从书的本身，看不出错误，但用他本对校，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如沈刻本“元关本钱二十定”似没有错误，但元刻本作“二千定”，是形近而误；二是“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是说只从书的本身，虽能看出错误，但不知是什么错，只有通过对校，才能找出致误的原因。书中举例：沈刻本“每月五十五日”，显然有误，但误在哪里，却说不上。用元刻本对校，作“每五月十五日”，是上下字关联而倒。 其次，“至于字句之间，则徇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就是用同书前后互证，找出其中思想内容上、语气文句上、文词字句上的差异，从而发现并改正错误。在他本缺乏时此法起至关作用。 第三，他校法将他人之书分作前人之书、后人之书、同时之书。古书常有相互转引，如类书、诗文选本、前人旧注等，虽不是同书，但这些相关文字可以用作校勘材料。但“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