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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 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 叶嘉莹学术研究 2008-12-03 03:37 阅读42 评论1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 谈令词的美感特质 叶嘉莹 　　诸位先生：我今天到社科院文学所来讲演，其实是非常惶恐的。我只是把我个人学习中的一点不敢自是的看法提出来向诸位专家请教。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来谈令词的美感特质”。首先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是有意喜欢用一些新的词语来表现什么“新意”，我这样做只是由于我多年来在词的研读中发现，我们中国的词学在它的评赏——即其美学意义和价值方面，一直有争议。而西方文论的光照，也许能启发我们在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上产生一些新的体认和想法。 我们中国的诗很早就有一个批评的标准和传统。诗是言志的，它可以动天地感鬼神美风俗移教化。《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所以，诗的传统是以感发为主的。那么词呢？词在早期不过是配合着隋唐以来流行的宴乐所唱的歌词。那些唱曲子的都是里巷之间的贩夫走卒或各行各业的人，并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所以，敦煌曲子虽然多姿多彩却不够典雅。于是，士大夫们后来就也开始为这些流行歌曲填写歌词。早期像刘禹锡、白居易他们写的《竹枝词》和《忆江南》，其实仍是用写诗的笔法和写诗的习惯来写的，并没有为词这种新兴的文学体式建立起一种特殊的美感风格来。词之有了它特殊的美感风格，是从《花间集》开始的。而《花间集》为什么能够为词建立起新的美感风格？我认为这与《花间集》的内容及形式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早期，词是连贩夫走卒都可编唱的曲了。医生可以拿歌词的曲调来记医药的药诀，打仗的人可以拿歌词的曲调来记兵法战术。而词流行到士大夫手中以后呢，他们就专门为那些歌筵酒席之间的歌女编写演唱的歌词。当他们编写这些歌词的时候，心中并不像写诗那样存有“言志”的观念。这种作风，我们从欧阳炯为《花间集》写的序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称他所编辑的词为“诗客曲子词”，他说他编辑这本词集的目的是“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园婵娟，休唱莲舟之引”。“西园”，是建安诗人们的聚会之所。不是说“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曹植《公宴诗》）吗？《花间集》的编辑，就是为了使那些酒巴席上的歌女能唱更好的歌词而不必再唱民间俗曲，从而给文人们的聚会增加更多的乐趣。那么词是在什么环境中写作的呢？欧阳炯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所以，在这样的写作目的和写作背景下，《花间集》中95%以上的作品内容都是写美女和爱情的。虽然其中也有鹿虔 的《临江仙》那种慨叹亡国的作品，但那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由于这样一种文学体裁的出现，就在士大夫之中引起了困惑。中国的词学，我以为就是在这种困惑之中发展起来的。在宋人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类记述。比如，魏泰的《东轩笔录》中就曾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王安石初做宰相的时候，有一天读了晏殊的小词，就问他的朋友们：“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可见当时的人对于歌词的意义和价值有一种困惑。释惠洪的《冷斋夜话》中也记载了一件事，说黄庭坚的诗词都很有名，有一位僧人法云秀就对他说：“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你看他把词称为“小词”，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令词的篇幅短小，另一方显然有一种轻视的意味在里面，因为词的内容与言志的诗有很大不同。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叫《诗言志辨》，关于这个“志”，本业有两种不同的范围：一个是你内心所有的情意，也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大序》）的那个情意，这是广义的“志”；还有一个就是“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的那种志，那是狭义的“志”。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就是因为他的诗里边有一份忧国忧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意，他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以，诗有言志的传统，文有载道的传统，古人在传统上是很注重意识形态的。那么，如果用这种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来衡量艳歌小词，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于是，喜欢写词的那些诗人就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像黄庭坚就回答法云秀说：“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他说我写的是歌词，不是写自己的志意，我写美女爱情，并不代表我本人与美女有一段爱情故事。 所以你看，这就很微妙了。士大夫平常总是道貌俨然，写诗作文从来不敢逾越言志载道的范围，不敢过于放肆。而现在忽然有了一种文学体裁可以让你放手去写美女爱情，不必负任何责任。更何况，词所配合的宴乐是集当时传统音乐与外来音乐和民间音乐之大成的一种极为动听的音乐，当你为这美妙的音乐配写歌词的时候，你可以在意识上完全放松，完全不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于是，词就开始得到文人们的喜爱，很多士大夫都下才来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