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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五四 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他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证明了一个最正确的历史公式 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文章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文章指出：“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该文对五四运动也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一个最正确的公式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当时胡适已经离开北大，担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中国公学位于上海吴淞口，是胡适的母校，因此他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再分析它的影响和意义。 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