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磊落的情怀.docVIP

博大磊落的情怀 自从接到约我写回忆邓颖超同志的文章的信函后，作为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侄儿，每当提起笔来，他俩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点点滴滴的往事涌上心头，引起我无限的深思和怀念。在我的意念里，两位老人家仍然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忙碌着，可他们都已故去的事实，又使我思绪万千，一时竟难以落笔。 　　去年7月，邓颖超伯母逝世后，党中央公布了她的遗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39年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伯母曾以“尔均同志侄”为称谓，给我写了一封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信，其内容，与她的遗嘱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我愿把有关这封信前前后后的一些往事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我的伯父周恩来，在他那一辈弟兄的大排行中排在第七，因而我们习惯地称他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早年，在七伯东渡日本、后去欧洲勤工俭学时，我的祖父周贻鼐曾给他以关照。七伯在东京和巴黎、伦敦，曾几次给祖父写信，谈及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他从巴黎给我父亲周恩霔寄来埃菲尔铁塔的风景画和微型望远镜。这些都已送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七妈也曾同我谈起她所知道的这些情况，她说，那时你祖父能够对年青人远涉重洋探求真理，在道义上和经济上给予支持，是很难得的。抗战期间，父亲跟随七伯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抗战胜利后又转到苏鲁皖解放区工作。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家庭流离失散，我一直跟着母亲生活，还不满14岁，就无钱升学了。1946年夏末，我和哥哥得知七伯、七妈正在上海，便去投奔他们。 　　我们终于在上海思南路找到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接待我们的是七伯的秘书陈家康同志。七伯七妈听说我们来了，马上跑下楼来，十分亲切地询问我们家的情况。看到我们衣衫褴褛，七妈难过地说：“好孩子，你们受苦啦！”细心的七妈看到我们脸上长了疮，亲自给我们擦上药，过不几天就好了。前些年，七妈深情地回忆起这件往事，她对我说：“那个药叫‘如意膏’，效果可好哩！” 　　我们在上海那几天，七伯七妈常抽时间见我们，嘘寒问暖。有一天，他俩来看我。七伯穿了一身西服，七妈穿的是裙子，上衣上佩戴了一朵红花。我说：“七伯七妈看起来真年轻、真漂亮。”七妈笑着说：“你还小，不懂这个，我们这样打扮，是为了减少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也是在国统区工作的特殊需要。我们在延安住的是窑洞，穿的是土布衣服，革命是很艰苦的，随时要准备牺牲生命。这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是体会不到的。”七妈的话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七伯七妈谈到我们未来的打算时，我和哥哥说：“我们想去延安，跟你们一起干革命。”七妈笑着说：“你们的志向很好，但这件事我们还要商量一下。”过了几天，七伯七妈把我们找到一起，严肃而又亲切地对我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国民党没有谈判诚意，国共和谈估计要破裂，原想送你们去延安，但中共代表团的许多同志可能要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们很困难。你们还是暂时留下读书，以后我们再设法取得联系。”七妈还再三叮嘱我们，这里特务很多，要十分小心。七妈还给了我们一些生活费和衣服。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俩，想不到再见面时，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1949年初夏，在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中，我参加了解放军，成为二野军政大学的学员。同年，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在征程中被调到二野后勤部工作，这期间我与七伯七妈重新取得了联系。我给他们写信汇报这几年的经历，并谈到在革命的队伍里，我更加理解了父辈抛家弃业、舍生忘死、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的意义，我也初步树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正在积极地争取加入共产党。七伯七妈得知我参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对我争取入党的愿望尤其重视，七妈回信勉励我：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从思想上入党，要自觉接受长期考验，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并说，她和七伯随时等着我的好消息。 　　在七妈的关怀和教诲下，我在党指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进步。1953年12月31日，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在入党宣誓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天就用航空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收到我的信时正在病中，但她还是很快给我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亲笔信。信是这样写的：尔均同志侄：尔流同志侄同此不另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地）实践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