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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水良：中国民企通病探究之人性和文化 温州大恒电子有限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企业，曹老板太太是公司副总经理，曹老板妹妹是公司采购部经理，曹老板侄儿是采购部业务员，曹老板是温州人，刚开始帮人打工，一年之后自己开始经营电子门锁之类安防产品，刚开始时从大老板处提货销售，后来自己代理了几个国外品牌，赚了一笔钱之后自己创立了一个品牌——“大恒”牌电子门锁。曹老板太太的弟弟是公司仓库保管员，曹老板堂弟是品管部主管，总工程师是曹老板的大学同学，财务部经理和出纳员是曹老板的同乡。 公司发展到2001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拥有固定资产数百万、员工250人、产品行销全国15个省份的中型企业。“大恒”牌电子门锁在全国市场晓有名气，同时还有一点海外市场订单。 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曹老板几经挫折，1996年资金周转不过来，又面临客户上门讨债，公司陷于倒闭状态，但曹老板不怕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在亲戚朋友帮助下终于渡过难关。曹老板个性刚强、永不言败，具有大部分温州民营企业家的那种坚定的意志和恒心。到2001年初时，已经是全国同行业的最大企业之一。杨林后来在全国市场作推广时，无论是到北京还是上海，只要跟同行业客户提起曹老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杨林先生是吉林人，大学毕业，1995年来温州发展，从业务员干起，因工作勤奋，逐渐升任市场部主管、经理，到2000年时，已经是温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营销副总。2001年初，杨林应聘到温州市大恒电子有限公司任市场总监 诚信法则的畸形:杨林上任后发现的第一件事是：公司目前主导产品的品牌是仿冒X国的一个同类产品品牌，用低廉的价格在内地市场销售。 杨林上任后的第三天，有两名业务员拿着几张差旅费报销单据找到他，要求签字报销，杨林不明白公司的财务报销制度，于是找到财务部经理询问，财务部经理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过后杨林才明白，公司根本没有成文的差旅费报销制度，报销的标准就凭老板临时考虑，觉得应该报就可以报，觉得不应该报就不报。但是，老板每一次的考虑都不一样，于是就常常发生这种现象：在某一次可以报销的费用，到了下一次就不能报销了。老板心情好时候可以报销的费用，到了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能报了。公司没有正式财务制度，其他所有的制度也都没有，事无巨细全部由老板一个人决定。杨林刚刚入盟公司时跟公司签了一个协议：试用期工资5000元钱，试用期满后7500元钱。但试用期结束后，曹总只给杨林加到6000元。杨林询问原因，曹总回答说，你的能力达不到公司的要求。就在杨林努力检讨自己的错误，找出自己“能力不足”的原因时，突然获悉与自己一同招进公司的所有干部(行政总监陈明、计划部王经理，制造部赵经理和发展部温经理)在试用期满后的工资都没有达到合同上写明的标准，理由同样是“能力达不到公司的要求”。 有一次，工程部接到一个较大的工程，由于人手不够，于是去温州人才市场招聘了五名技术人员，两个月之后工程结束，公司就找了个理由(如不穿厂服、迟到早退)将五个人中的四个全部炒掉。看到这种情况，杨林不禁想起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做法。 真诚与尊重的劣根性: 杨林上班十多天之后，就看见曹总在办公室大骂几位公司干部，“***、笨蛋，混帐”之类话不绝于耳，无人敢于辩驳。 杨林上班一个月之后，公司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行政部蔡经理与行政部刘副经理关系长期不和，刘副经理曾经于三个月之前向总经理提交过一份辞职报告，总经理当时未予批准，刘副经理也就未再提及此事，仍然是兢兢业业为公司工作。有一天，蔡经理为曹总整理文件时突然发现了这份辞职报告，于是如获至宝，在一次公司正式会议上宣布批准刘副经理辞职。刘副经理当即表示，那是三个月之前的辞职报告，已经不算数了。蔡经理明确表示：即便你没有辞职也要炒掉你。当刘副经理询问其理由时，蔡经理及曹总都无言以对，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 会议结束后，刘副经理找到曹总，曹总未明确表态，表示要考虑一下。但考虑的结果是：一个星期之后，刘副经理还是离开了公司，走得不明不白、稀奇古怪，让人们一点也不明白。 然而，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杨林感到与曹总之间的沟通障碍。有一次公司召开营销工作会议，本来，会议只是讨论一些技术性问题，但杨林觉得，实际上很多问题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本身的问题，很多技术性问题是由公司的宏观决策所限定的，而公司目前的很多重大决策存在着方向性错误，如果方向性错误得不到纠正，细节问题讨论的再多也毫无作用。于是，杨林提出要对公司重大的方向性问题进行修改，并把自己长期考虑得出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曹总听了之后脸色马上阴沉下来，从牙缝中蹦出这么一句话：“我们需要的不是战略性人才，公司战略性问题由我决定就可以了，我们需要的只是战术型人才。”说完之后气冲冲地离开会议室。从此之后，杨林与曹总的关系就陷入了一种胶着状态，杨林对市场策划、市场开拓、产品价格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