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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戏规则看日中两国国民性差异 内容提要：一个国家民族所创立、传承至今的游戏规则，对于该国家民族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国民性格的型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游戏规则的视角来进行国民性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尚属新的尝试。本文通过对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现行规则的比较，对日本人将善恶标准相对化且唯强者是从等行为方式的特点、重视“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尽职尽责”的国民性格以及日中两国的社会流动特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指出了通过古老的游戏规则的比较，来分析今日之国民性时所应该注意的问题。 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两国间的人员和经贸往来逐年增加。如今，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市场，日本对华出口额在二战以后也首次超过了美国。虽然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合作如此密切，但媒体以及有关研究机构所做的舆论调查结果却显示，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度并不是很理想。特别是近些年来，中日关系更是给人一种所谓“居相近，心相远”之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相互理解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两国民众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国民性方面的研究，以期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互信。 研究国民性的方法、视角很多。从游戏规则的视角来透析中日两国国民性的特点，尚属一种比较新的尝试。文化是在游戏中诞生的。游戏是所有文化的萌芽，“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活跃着某种游戏因素，这种游戏因素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很多重要形式”，“仪式产生于神圣的游戏；诗歌诞生于游戏并繁荣于游戏；音乐和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源于宗教性竞赛的语词和形式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都是在各类游戏中建立起来的”。[①]因此，一个国家民族所创立、传承至今的游戏的规则，对于该国家民族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的型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目前，从游戏规则的视角进行国民性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在我国学界尚未取得很大的进展。 在众多游戏中，棋盘游戏最接近社会的人文环境。很多人感慨“人生如棋”，进退攻守的时机把握、胜负的结果，往往都只在一着之算、一念之差。小棋盘，大世界，简单的规则，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游戏者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价值取向等。本文拟通过对现代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的规则的比较，来初步分析日中两国国民性的一些特点。 一 “持驹规则”——将善恶标准相对化且唯强者是从的棋子再生规则 日本将棋又称作“本将棋”。关于将棋的起源，有东南亚起源说[②]和中国起源说[③]；而将棋初传日本的时间，则有奈良时代说和平安时代说等。但是，由于缺乏物证，无论是关于将棋的起源还是初传日本的时间，学者以至棋手们都是各执己见，尚无定论。目前，最早记载将棋的文献资料是藤原明衡著的《新猿乐记》（1058—1064年）。在日本将棋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大、中、小三种将棋。到16世纪时，“小将棋”中的“醉象”一子被去掉才形成了今日流行的“本将棋”。[④]现行将棋棋盘是一个由10条横线及10条竖线相交而成的方格阵。棋子的大小形状相同，而且全都是用黑色字标记，共计8种40个棋子被均分为两方，每方20个子分别置于和活动在方格之内。通过掷子决定开局先行者，双方轮流各走一着，直至分出胜、负、和，对局即终了。 中国象棋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关于象棋的记载，但现代象棋的定型则大概是在北宋末年。[⑤]中国象棋的棋盘由9道竖线和10道横线交叉组成。棋盘上共有90个交叉点，象棋子置于和活动在这些交叉点上。棋子共有32个，分为红、黑两方。红帅与黑将各统7种16个棋子进行对弈搏杀。开局是执红先行，双方轮流各走一着，直至分出胜、负、和，对局即终了。 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在终局定胜、负、和方面相似性很大，但在走棋过程中的棋子使用上，却有着极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将棋奉行“持驹规则”。 所谓“持驹规则”，即一个棋子被吃掉后，仍然可以再次作为吃掉该子一方的兵力，由吃子者随时投入几乎是任意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但象棋则不然，被吃掉的子是不能复生的，而且通俗点讲，红棋棋子生是红方的人，死亦红方的鬼，绝不可能作为黑方的兵力重新加入战斗掉过头来攻击红方，反之亦然。 日本将棋的棋子，不但形状相同，全部为五角形，而且颜色相同并且都是用黑色文字来标记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分为两方摆放在棋盘上的棋子打乱混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恐怕谁也无法辨清这些玉将、飞车、角行、金将、银将、香车、桂马、步兵究竟刚才是摆在棋盘的哪一侧了。对这些形同且色同的将棋棋子，唯有把它摆在棋盘上，并确定好五角形棋子尖端指向后，方可判断其归属。 从将棋棋子的这一特点及其所奉行的“持驹规则”，我们首先极易会想到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阐述其“纵式社会”理论时使用的两个重要概念——“场”与“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