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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发出电子邮件 　　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Daily「冰点」2000年1月26日 星期三 　　农民发出电子邮件本报记者 蔡平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农民通过互联网向新闻媒体求助。 　　1999年12月，编辑部收到署名电子邮件，称淮南市潘集区贺疃乡贺疃村党支书有严重问题，涉及金额近百万元，群众每上访一次，支书就多了一层保护网，希望记者赶快去调查。 　　为与农民取得联系，我向这个网址连续发了两个电子邮件，都没有回音。拨打淮南市114，电话小姐称淮南只有贺疃乡没有贺疃村，没办法，只好去找。 　　早上5点从蚌埠下车，先到淮南，再到潘集，将近中午，我终于来到贺疃乡的贺疃村，找到了电子邮件的署名者。 　　“为上访，我们许多人都受到威胁。”农民们说 　　先找到农民刘传美家，房子里站着个年轻人，我问：“刘传美在么？” 　　他冷冷地看我：“你是哪儿的？” 　　我说明了身份，他瞪着眼在那儿犹豫，不去叫。还是屋里的老太太主动：“你先到屋里坐，我去找。” 　　好一会儿，刘传美来了，夹着个破书包，进屋后先回头看门外，然后低声说：“看，材料都在这儿。” 　　“刚才是你儿子么？” 　　“我大儿，四个小孩为我上访受到牵连，都有意见，你先看材料。”他急切地说。 　　厚厚的一大摞，用细绳捆着，全是账单、证明、检举状、调查处理报告，许多问题，甚至可以上溯到七八年前，我简直不知从哪儿看起。 　　“来，来，我给你讲。”刘传美把手指放在舌头上舔着。 　　一些农民揣着手进来，不说话，悄悄找地方坐下，听刘传美说，闪亮的眼睛都专注地看我。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较量，一方，是坐在我眼前的这些贺疃村村民，另一方，是区、乡、村的三级行政领导，本来可想而知的结果已经出来，但农民们却决不接受。 　　1997年，贺疃村村民发现，支书倪文爱总嚷嚷村里没钱，大家怀疑村里账目有问题，要求公开查账。支书不同意，说村里账没有问题，不用查。 　　村民们不干，到区里市里上访。市里责成区、乡组成联合调查组来调查，但却把村里的账抱到区反贪局去查。 　　村民们觉得奇怪，村里的经济活动，只有本村村民清楚，上面根本不了解，而且账还没有查，跟区反贪局有什么关系？ 　　他们纠集几十人上访，说没有我们眼见的查账不算数。1997年10月1日村里开广播大会，村支书在喇叭里大声喊：“你们告什么，想告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谁在淮南市告倒我，我围着贺疃集（村）爬三圈！” 　　村民们听着村支书洪亮的声音，不相信支书能一手遮天，10月他们又去省里上访，区党委书记采纳了村民的意见，同意让群众参与查账。12月5日，贺疃村的账从区里抱回来。10日，由两名上访代表参加的查账开始，其中就有曾当过村会计的刘传美。 　　查账结果，几年当中，村里有近百万元的款项没有入账。与此同时，村民们眼看着村支书倪文爱盖起了全村最漂亮的楼房，自家买了大型联合收割机。于是村民们要求，在说出村里近百万元资金去向的同时，还要查一查村支书的巨额财产来源。 　　1998年3月5日，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处理报告出来———倪文爱同志没有问题。 　　村民们火了，他们根据联合调查组的处理意见，逐条找出漏洞，写出《故意庇护贺疃村支部书记倪文爱贪污挪用公款179万元的申诉》，再次上访到省里。 　　1999年3月，联合调查组再一次进行调查，结果又出来———还是倪文爱同志没有问题。 　　贺疃村村民发现，一级一级上访不起作用，于是他们根据新出来的《调查处理意见》，再次写出《检举》信，开始向新闻媒体求助。 　　“你们怎么认为记者来就起作用？”我问。 　　“记者跟他们没有关系，能主持正义，这里的领导都包庇倪文爱。”农民们回答。 　　“他们为什么包庇他？” 　　“这还用我们说么？他有钱，可以贿赂各级领导。”他们笑。 　　“如果我觉得调查报告有道理呢？”我问。 　　农民们互相看看：“谁光看调查报告都会觉得有道理，可我们有证据。你是记者。”他们像在提醒我。 　　“记者不是律师，不是会计，不可能将这些陈年老账和几年前的票据一一核实清楚，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将两次调查组几十个人，花几个月时间作出的调查结果推翻。” 　　发亮的眼睛暗淡下来，大家都不说话了。 　　“老师，你看能不能这样……”一个年纪大点的农民嗽了嗽嗓子。 　　“先说稻种问题吧。”我说。 　　村支书倪文爱1991年从江苏购进一万八千余斤稻种，稻种预付款，差旅费，招待烟款，都是公家出的。稻种购进后，发现有假，倪文爱一方面拒付江苏稻种款，一方面要求全村水稻统一供种，各生产队预付稻种款。农民买了稻种种下后，大面积减产，而倪文爱卖给村民的稻种款却不知去向。 　　我找到调查报告上的解释，因没有当时农业技术人员的鉴定，报告说减产不能算数，农民提出的其他各项指控都查无实据，至于倪文爱卖给本村村民的稻种款，调查报告只字未提。调查组建议购种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