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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铃梆看河西走廊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从马铃梆看河西走廊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朱娜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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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西走廊不仅在古今地缘上处于交通要道, 并且在当下中国的文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当中也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河西走廊的这一交通、文化要道的充分理解有助于“一带一路”现代化战略在地缘以及知识体系上贯行。民国时马铃梆对河西走廊的书写, 呈现了多文明的知识体系在河西走廊这一区域的碰撞融合, 是理解当下中华文明多元的一个重要依据。
关键词:
马铃梆; 河西走廊; 中国文明;
作者简介:朱娜 (1987—) , 女 (蒙古族) , 新疆石河子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历史人类学、社会人类学。
收稿日期:2017-08-28
Received: 2017-08-28
河西走廊, 因为地理的原因, 在很多书写当中只有东西之分, 而没有南北之限。历史的书写也多为这种因地理而产生的东西划分的对峙上。但事实上, 这种东西之分的文明关系体系并不只是直线展开的, 而是在很长的发展历程当中融入了更多的文明元素。在河西走廊上, 尤其是凉州会盟以后, 藏文明与蒙古武力相结合, 促使藏文明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成为边疆主导, 这种南北的沟通成为元朝以后的主导。因而河西走廊不仅是东西走向的, 更是南北沟通的。
河西走廊在我国整个文明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不只是谷苞所说的“隔绝羌胡”以利东西的以儒家文明为视角的走向, 而更是民国时期马铃梆所言“与四面有关, 又自成一区域”[1]的多民族格局欣荣的地方, 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
一、河西走廊:不曾隔绝的文化交流
关于河西走廊的历史书写, 多从西汉开始, 如谷苞对河西走廊的讨论也从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开始。他认为河西四郡的设置“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 导致并加强了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 即历史上所说的‘断匈奴右臂, ’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2]也就是说, 后人所见被区分开的一大片农业区和两大片游牧区, 是在隔绝了羌胡的“骚扰”之后, 形成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在西汉初年, 由于西汉政府所管辖的农业区总是遭受到长城以北和长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骚扰, 特别是匈奴造成的骚扰, 到了汉武帝时期, 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以求得与诸国的联合, 造成对匈奴的“隔绝”。汉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抵抗匈奴, 这种借东西联合, 以隔绝南北的举措, 使得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时间比第一次出使西域顺利, 时间也短得多。
除了联合西域诸国的隔绝手段, 西汉又设置郡县, 以汉族移民填充本地, 即前121年, “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 稍徙民以充实之”;前111年, “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 徙民以实之”[3]等等。通过设立郡县, 以汉族移民占据河西走廊来获取对其他民族, 特别是游牧的匈奴、西羌等的隔绝。
那么, 南北真是隔绝的吗?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游牧与农耕的关系, 谷苞在“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里已经讨论过, 他认为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4], 因而这种“隔绝”是不切实际的, 不仅地域隔绝不了, 经济文化更是无法被隔绝。
马铃梆在其文章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强调对待史料既不能“只看古书, 不查今事”, 也不能“知查今事而不透彻”[5]。中原与河西发生关系早于西汉, 只是早期的交流可能不如西汉以后那么深入。文章从上古的河西写到了西汉时的河西。对于中原与河西发生关系, 上古时期便已有实例, 举例有二, 其一是《山海经》《禹贡》及《穆天子传》写作的时间与内容的论证, 前两者为战国时作品, 后者最晚也是周末的作品, 因而这些作品的书写内容都证明了那时中原与河西已经发生关系;其二是讨论依周穆王“西征”的事实而写成的书, 马氏认为即使依照这种说法, 山西一带的人在周朝末年, 也西至西域了, 就算根据卫聚贤所绘制的图, 也可以看出依照这个传说的线路是必须经过河西的[6]。所以说, 中原与河西发生关系由来已久, 而且这种来往是相互的, 并非单向的。只是这种交流的方式在后人的书写中并不细致, 以至于看起来似乎汉以前中原与河西走廊是不发生交流的。事实上, “由夏商至周末, 中原方面曾经怀柔过河西的牧民, 而河西牧民因自来力量不及中原的大国, 也自然而然‘来享’‘来王’。可惜前人没有详细的记载。”[7]
除了交流的时间和事实的例证, 马铃梆也详细分析了历史上曾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居民, 包括乌孙、大月氏、匈奴等, 强调各民族在历史上与汉民族是交流、融合的。比如, 他通过各种史料和分析, 讨论大、小月氏两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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