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让子弹飞》电影剧本的改编_电影艺术论文.docVIP

浅谈《让子弹飞》电影剧本的改编_电影艺术论文 浅谈《让子弹飞》电影剧本的改编_电影艺术论文 电影艺术论文 摘要]本文将《让子弹飞》和其原型文本《盗官记》作一比较，指出《让子弹飞》在人物、故事情节、主题等三个方面与原作相左，不是简单的改编而是另起炉灶，并进一步分析了所谓“改编”的得失及个中原因。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历来就有，且不乏比肩或超越原著的经典之作。《让子弹飞》对原著的“改编”在部分影迷眼里也被称为成功之作，然而也有相对立的声音，本文将从人物、故事情节以及主题上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题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夜谭十记》主要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国民党旧衙门里的10位穷科员轮流讲故事的独特叙事视角，通过10个故事真实再现当时重庆的社会百态。但是，看过《让子弹飞》再看马识途的原著《盗官记》，不由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与原著相比，《让子弹飞》无论是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最终结局、故事主题等方面，都与原著相左。众多的量变最终导致质变，从《让子弹飞》到《盗官记》已经不仅仅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而是另起炉灶，彻底打破旧瓶而又完全装新酒的问题，这个“新”字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赋予主要人物全新面貌，使之脱离原著 　　《盗官记》中张牧之“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家庭里，从小受苦，衣食无着，到了刚能端饭碗的年纪，便被送到一家地主老爷家里当放牛娃儿去了。这家地主其实是本县第一块大招牌的大地主黄天榜大老爷的管家”[1]。不但如此，张牧之还不识字，没有文化。长工们的领班张老大爱摆龙门阵，讲一些绿林好汉侠义故事，对年幼的张牧之起到启蒙作用。张牧之拜张老大为师，勤奋好学，“经过几年的努力，张牧之居然也能读唱本和别的小书了”[1]。张牧之在妹妹被黄天榜的大管家侮辱自杀后，与黄天榜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上西做了强盗，并且在县衙门的几次围剿中都“飘忽不定，难以捕剿”。后来在陈师爷的帮助下，到省城花钱打通关节买到了县长的委任状。当上县长后张牧之做了一系列善事，被百姓称为“张青天”。小说文本中，张牧之是个“年轻英俊，一表人才”的白面书生，果敢但不睿智，粗犷豪爽但爱慕虚荣，关键时刻不听陈师爷的劝告，以至于以悲剧收场。黄天榜也仅仅是个欺男霸女的地方豪强劣绅、无恶不作的恶人代码而已。可以说，小说文本中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并不鲜明，尤其是黄天榜，只是个模糊的恶霸符号而已。 　　经过姜文的改编，电影中张牧之和黄四郎却性格鲜明，一个睿智、果敢、霸气十足，一个老奸巨猾，暴戾成性，但两人均可以称为乱世枭雄。[论文网]影片中，张牧之教导干儿子（六子）要读书、留学西洋和东洋，欣赏莫扎特的音乐，足以说明他对知识和艺术的向往，对钱和权的鄙视，视野和心胸绝非一般的猫小贼。黄四郎则满口的中英文融合的词汇，且具有一定的国学功底。biyle、dllar等西方语言词汇随口而出，足以说明他是个见过大世面、懂西洋文化的人物。影片中黄四郎手握短刀在鸿门宴上说“要是这三个人供出我来，我就切腹，请兄台当我的介错人”。张牧之却反驳说“你搞错了，介错人用的是长刀”。影片实际上是在暗示两人对日本文化都十分熟悉，尤其是黄四郎，如果不是深谙日本文化，死的方法很多，为何单单挑选极其痛苦的剖腹方式呢？而张牧之的反驳则暗示出他比黄四郎更熟悉日本文化，折射出两人留洋日本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 　　非但如此，两人还具有辛亥革命余党的身份。影片中黄四郎交给假麻子地雷时说：“北中国我不知道，但这种限量版地雷，整个南国只有两个”，“第一个在辛亥革命时炸了第一响”，“惊天，动地，还泣鬼神”。黄四郎不但知道辛亥革命的地雷是什么型号，还拥有另外一颗地雷，说明他至少也是辛亥革命的核心成员。而张牧之曾告诉汤师爷，自己早年追随松坡将军（蔡锷），后来从日本回来落草为寇。但这些主要人物的个人经历信息，在影片中仅仅是在两人的谈话中一闪而过，观众来不及仔细思考就被后面十分紧凑的情节所打乱。等看完电影后再仔细思索，会发现电影在改编过程中，主要人物张牧之和黄四郎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内在底蕴、文化背景、既往历史等决定一个人本质的最重要因素已经远远脱离原著，发生了颠覆性的改编。 　　二、主要故事情节及故事结局脱离原著 　　《盗官记》主要讲了张牧之和黄天榜斗法的三件事：一是收一笔五万元的爱国捐款；二是“二五减租”，施惠于农；三是亲手刀劈黄大老爷。这三个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曲三折。而电影中张牧之和黄四郎斗法主要表现在逼黄四郎出钱“剿匪”，并借民众之力抢了碉楼，至于黄四郎是否真的死了，仍旧是个谜。从情节上看，电影中所展示的故事情节已没有了原著的一点影子。 　　此外，两人结为仇家的原因和故事结局也不一样。原著中张牧之被黄天榜害得家破人亡，和黄天榜是不共戴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