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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安全：中国经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徐建华 摘要：中国能源单位产值消耗远高于工业化国家。尽管中国总体来说仍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 但是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由于各国在发展水平、政治意愿、 技术能力、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潜在受影响程度等方面差异巨大，在责任、义务的分配上分歧 严重，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仍未达成。中国未来持续的高速发展面临的不仅仅是国 内的环境承载压力，也面临国际的环境外交压力。 人们一直在困惑，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风险的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从人 们的平均寿命来看，人类面对的风险减少了，可当下社会面对的由技术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的 风险却是增多了。环境风险就是这样一类风险：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爆炸式增 长让人类更快地从自然界攫取资源，也更多地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向环 境排放过多的废弃物带来了环境安全风险，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几乎是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 的过程中都没有避免的梦魇。 人们在称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太多地依赖资源 （包括能源和 其它资源）。能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电厂要发电、机器要运转、货物要流动；而资源为 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在消费能源、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会对环境产生负 作用。目前中国能源消费主要以化石燃料特别是煤为主，而化石燃料在燃烧的过程中不仅释放 出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二氧化碳，也释放出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大气污染物。我们对资源的消 费从开采资源开始，到生产产品、消费产品到报废产品的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废气、废水和废 渣以及各种垃圾，从而使空气、水、土壤、甚至粮食受到污染，威胁到人体的健康。在目前中 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几乎是孪生的，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就是环境问 题的细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环境污染重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经济 上的比较优势也是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比较劣势。庞大的经济体的惯性使中国产业结构的调 整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显而易见又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未来的较长的一段时期内， 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因此，即便不是专家也能大致描绘 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持续面临的环境安全风险。 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污染物被释放到环境中，有的被埋到了地下，有得被堆放在地面， 也有一些随风和流水扩散。那些随风扩散的物质，有些寿命比较短，如煤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硫， 还没有被传输出很长的距离就在大气里发生了转化，于是就造成了区域性污染，如区域性酸雨 问题；而另外一些物质的寿命却较长，如二氧化碳，可以随大气全球流动，从而造成了全球性 影响，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对于后者来说，环境问题也是外交问题。 经济的发展关乎人们的福祉，而环境风险有关人们的健康。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经常 用成本 （或代价）效益分析来说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在估算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代价时， 估算结果往往取决于人们对健康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以及对健康货币化价值赋值的高低，因此 不同的人所估算结果差异很大：从部分抵消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到全部抵销，甚至超过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量。虽然这些估值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促进我们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如果说 这样的估算只是冰冷的数字，那么中国现在面临的污染以及其严重性却的的确确是能被感知的 客观存在。 中国化石燃料的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90% 以上，其中煤炭的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 以 上。在中国，燃煤大约贡献了90%的二氧化硫排放，而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硫约占全世界的三分 之一。二氧化硫影响人体健康，也是酸雨的前物质之一。中国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土 受酸雨困扰。酸雨通过改变土壤和湖水的酸碱性而使农作物减产、森林枯死、鱼类死亡。此外， 燃煤也是其他污染物如烟尘、氮氧化物以及汞等的主要来源。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预测， 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到2020年会增长33.6%左右 （以2009年为基准年），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比 例从1990年的22.7%上升到2009年的44.5%，到2020年这一比例会上升到50.2%。 机动车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捷，让人们能够更容易到达遥远的地方，可也带来了拥堵和 污染。以汽油、柴油为燃料的机动车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