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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析中国式城市社会管理 三大难题倒逼求变 作者：李欣欣 时间：2012-08-29 浏览次数：205 次 　　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稳定又涉及民生，既涉及管理又涉及体制，既涉及社会领域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需要探索出一条具有浓郁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管理之路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城市，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城市管理对象不断扩大，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人”、“个体人”、“农村人”、“虚拟人”、“境外人”变成“社会人”，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难承载;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过去的社会管理手段难奏效;公众的社会诉求不断升级，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难实施。 　　这些难题的出现，既有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不适应、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不健全的原因，也有社会管理自身的局限、经济体制弊端等深层次原因。 　　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看，我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我国社会大局能不能继续保持和谐稳定，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进一步得到巩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把社会管理搞上去。而城市社会管理，更是重点之一。 　　城市社会管理到底应该怎么管?关键在于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顺应科学发展、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新路子。 　　三大难题倒逼管理求变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轨速度不断加快。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城市管理对象不断扩大，城市社会管理问题突出： 　　首先，社会管理对象扩大，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难承载。 　　目前，我国除了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职工等体制内的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体制外人员的各类关系，如低保、医疗、养老、就业，以及计划生育、权益表达、看病就医、养老金领取、党组织活动、生活服务、老龄护理等，都进入社会管理系统，尤其是进入了社区管理范畴。因这些人的各类关系不直接归政府体制内管辖，因而被称为“社会人”。随着城市“社会人”急剧增多，城市社会管理对象总量迅速扩大，原有的城市社会管理功能难以承载和适应。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工业化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工业化在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也造成大批从事传统工业的职工下岗，仅在1998～2001年3年中，全国国企下岗职工就达2250万人。随着国有企事业退休人员被纳入社会管理范畴，目前全国已有6000多万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进入城市社区管理服务系统。 　　市场化的加深，使越来越多的“个体人”变成“社会人”。市场化促进了我国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迅猛发展，截至2011年，全国私营企业已超过9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以上;个体工商户已超过3600万户。“十一五”期间，仅全国私营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就已达6000多万人，年均新增加就业人数1100多万人。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50多万个，还有数百万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业的“个体人”除了工作之外的所有关系均已进入社会管理系统。 　　城镇化的推进，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变成“社会人”。城镇化加快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截至2011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已达1.59亿人。目前城镇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1.3%，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由于大批农村人口及其子女进入城市就业、学习和生活，越来越多原来由村委会管理的“农村人”变成了城市管理的对象。 　　信息化的加速，使越来越多的“虚拟人”变成“社会人”。信息化推进了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等传播工具的快速普及，截至2011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1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38.3%;移动电话用户已达9.86亿户。随着人们交往方式越来越网络化和电子化，在以往的实体社会之外形成了一个“虚拟社会”。由于虚拟社会成员是现实社会中人，但又有着身份隐蔽等诸多新特点，使社会管理面和管理难度急剧扩大，社会管理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国际化的拓展，使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变成“社会人”。国际化加深了我国居民与国际社会互联互动和交往，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到中国旅游、学习、工作和居住。仅在2011年，境外进入大陆人数已就达1.35亿人，其中在大陆过夜居住人数达5758万人。境外人员入境人数的增长，增加了城市社会管理中的涉外因素。一是非法入境人员增多。近年来，我国每年查处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外国人约3万人。二是境外渗透破坏活动增多。境外入境人数的增加，加剧了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等渗透破坏活动。在目前我国各类群体性事件中，都不难发现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的身影。目前，一些入境的“境外人”已成为我国加强社会稳定的重点工作对象。三是境内涉外事件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