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定稿） - 电子所务.docVIP

民国时期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 徐秀丽 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国家重视经济建设的宏观环境下，国内学术界以现代化理论为背景展开了对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特征之一，是重视回溯性的叙述分析，公民社会在近代的发展状况尤其为学者所关心。结社自由无疑是公民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项关键性权利，因此，十几年来，对近代社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学界的持久努力，近代民间组织的发展演变情况，尤其是工商社团的发展状况，面貌越来越清晰。相关研究均涉及社团产生发展的制度性环境，而本文专以此为主题，是希望对相关制度要素作尽可能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包括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定位、监管、控制、引导、利用和渗透，民间组织的成立登记手续、会员的入会出会规定、职员选举、权力机构、会议、社团事务、经费征纳等等，以使制度框架中的民间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以及与党政当局的关系具体化。一般而言，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主要是指由政府制订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民间组织的促进或阻滞作用，但民国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特殊性，对民间组织的规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以党治国”、“以党统政”的政治体制下，党的方针政策不仅直接作为法律实施，而且比国家的根本法更加根本，它是制定国家法律的依据，也规定了法律所能达到的边界，是制约民间组织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因素。所以，本研究希望对近代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作一个更为广泛的考察，不仅讨论国家法律法规，而且分析政党（国民党）关于民间组织的方针政策及其演变过程。官方（包括党政机构和党政领导人）对民间组织的态度以及有关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亦具有制约作用，若以新制度主义的定义衡量，同样属于制度环境。但由于时间迫促，这两个方面未能展开。所以，本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分析国家法律法规和国民党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做尽可能客观的评估。 一、中国近代民间组织兴起的背景和发展概况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尊崇“君子不党”，“结党”每与“营私”相联，带有政治性质的结盟往往受到严厉制裁，激起政治和社会的大动荡。清初，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滿族面临极大的政治挑战和社会危机，又鉴于明末“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处士横议”之风对政治统治曾构成极大威胁，对各种结社活动的防禁措施比前朝更为严厉。清初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顺治十八年更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如果说这一规定针对的是对清朝统治的军事反抗的话，那么，对于士人结社的禁止就是为了构筑思想上的防线。顺治九年、十七年曾两度下令，规定“诸生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以后再有这等的事，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雍正帝甚至亲撰《盟党论》，痛陈盟党之祸害。当然，当时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民间结合，如旨在限制同业竞争规范同业行为的工商行会、联结旅外同乡关系的同乡会、农村中基于血缘关系的宗亲会和出于互助目的的公差局、村公会、青苗会之类，士人也仍然有以诗酒唱和、切磋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文会和诗社，对承传学术和转移学风具有积极意义，也通过曲折的途径对朝政有所影响，但是，从总体上说，如果将公民社会“这一术语限制在那些实际上同国家相互作用的组织上”的话，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公民社会，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极为狭窄。 到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已出现极大的职业和阶层分化，各群体的利益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等随之多元化，为公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当时外患日深，西学（尤其是进化论和社会学）传播日广，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势下，结社的愿望通过救亡图存的时代语言得到了有力的表达。社团结合虽法律未予允许，但在社会舆论的强劲推动下，各类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其中政治性社团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88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学和进化论相继传入，“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生，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将社团结合的意义提升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悠关的高度。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特别强调学会与开民智、强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据学者研究，戊戌变法时期的学会有案可稽者达72个。戊戌政变后，在政府高压下，这些学会的活动大多陷于停顿。但从1901年开始，清廷复行新政，社团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除学会之外，商会、教育会、农学会，以及立宪团体和地方自治团体大量涌现。尤其是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以后，商会获得了合法地位，而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有史以来第一次规定了“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宪法权利的规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