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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国桢的艺术 　　今年是周国桢先生80华诞暨从艺60周年。60年来，周国桢先生勤勉不息、耕耘不辍、创新不止，在艺术创作、艺术教育、艺术理论研究诸多领域硕果累累、成就非凡。在现代陶艺发展史上，主要以动物为题材进行创作的陶艺家甚少，能坚持一辈子者更是寥若晨星，周国桢先生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在现代陶艺之造型、材料、技法等方面做了大量先锋性开拓，而且在陶艺作品中深深融入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 　　追溯周国桢先生动物陶艺之源流，不难发现其艺术具有的东方和西方相结合之特质。周国桢先生最早受诲于我国著名动物雕塑先驱周轻鼎教授，周轻鼎教授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学生让?布舍的弟子。他将中国文化精神融入雕塑之中，其作品生动洗练，既重视写实，又注重师法自然和表现动物的生命力。周国桢先生继承了周轻鼎教授动物雕塑的思想精髓，并吸收了中国文化艺术之精华，创造性地完成了雕塑与陶瓷材质的完美结合。 　　20世纪50年代初受中央美术学院西方古典美术教育的影响，以及周轻鼎教授动物雕塑艺术和郑可教授形式美学教育的影响，周国桢先生树立了追寻个性、表达自我和勇于创新的现代艺术精神。在创作方法上，受童年时期奶奶捏糯米鸡的影响，特别是从周轻鼎教授处学到了随身携带泥巴对着动物写生塑造的手法，结合西式造型理念，通过用泥即时写生培养出了敏锐观察和准确造型的能力，使周国桢先生在动物陶塑之技法、材质、审美观念等方面都很有突破和建树，其几个时期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中国风范和时代特色。 　　永不停歇地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不断地自我否定，是周国桢先生60年艺术生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蒙咙时期”的无釉之朴素无华的写实雕塑，到“唯美时期”的注重抽象形式美和高温颜色釉效果的瓷塑作品，再到“古风时期”缺陷肌理美的偶然发现与合理运用，特别是“新表现时期”从民间借用来盘条成型法和泥饼卷筒法所创造的一个个富有深刻内涵和情感的视觉艺术世界，周国桢先生始终保持着勇于自我否定的革新精神。艺术家只有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过去”不断进行否定，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达到理想的彼岸。可以设想，长期生活在如此封闭、保守和庸俗的环境里，没有这样的不断突围和自我蜕变，怎么可能产生如今“功成名就”的陶艺大家周国桢? 　　60年来，周国桢先生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发现、研究陶艺材料，从丰富的高温色釉到全国各地的陶土材料，他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予以创造性的运用。20世纪60年代，他率先将景德镇的高温颜色釉运用到动物瓷塑上，充分发挥色釉自然流动和互相渗融的特性。作品令人赏心悦目，达到雕塑形式美与釉色美的完美结合。80年代，他又率先将素被人们视作“低贱之材质”的匣钵土等粗质材料引入陶艺创作中。粗质材料使周国桢先生那种写意式的创作手法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和运用，其作品更能表现一种质朴的情感和粗犷的气魄，使人感到浑厚、原始、古拙、纯真的美。他发现并运用了釉的开裂与起泡所产生的效果，大胆地将传统陶瓷界视为“缺陷”的肌理转化成“缺陷美”，为中国现代陶艺创作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对此，周国桢先生总结说：“材质的贵贱和艺术效果并不成正比例，好的材料若造型艺术水平低可能表现为低级的艺术效果，低级的材质在真正的艺术家手里可以表现出高级的艺术效果。关键的问题是‘因材施艺、匠心独运’。” 　　今天，当面对周国桢先生的陶艺作品时，除了造型、材料、工艺，更令人们叹为观止的是其作品所呈现的“大巧若拙”“天人合一”的那种独特的东方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那是东方艺术的灵魂所在，是中华民族思想的精髓。周国桢先生将这种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赋予现代陶艺创作，将东方远古艺术的富有意象韵律的生命力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 　　1988年周国桢先生开始探索民间陶艺技法，即泥条盘筑法和泥饼成型法与陶艺雕塑技法的结合。这从整体上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陶艺的独立性和本土化。周先生通过泥条的变化以及在空间中穿插自然形成空间，进而产生节奏、韵律，令作品气度自然、力量饱满。同样，泥饼成型技法也自然形成空间，可根据需要印制成各种肌理效果，其天然的泥味和残缺美正是现代陶艺所追求的重要品质。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和泥饼成型的创造性运用，突破了雕塑手法的约束，在古老技艺、本土精神以及现代陶艺之间架起了桥梁，强化了中国现代陶艺语言的表现力，使之获得新的美学力量和艺术精神。 　　在探索与追求陶艺语言创新时，周国桢先生从未忘记艺术创作的根本在于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其作品看似对动物百态的刻画，却是对丰富、复杂人性的深刻揭示。周国桢在塑造动物时，重点是将人性贯注其中，借动物的千姿百态来表现对人生的感悟，从个性鲜明的动物身上体现出丰富的人文价值。 　　周国桢先生60年动物陶塑创作，不但为中国现代陶艺奉献了大批优秀作品，并且在中国现代陶艺语言、技法和审美观念的开拓与创新上贡献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