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理论思考.docVIP

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理论思考 　　一、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研究现状 　　 　　关于明清时期青花瓷的断代，在许多陶瓷著作中都有相应的叙述，但大多侧重于各朝的具体特征，而对于断代的依据却很少涉及。这些从理论上总结的各朝民窑青花瓷的特征，大体都是正确的，但对于具体器物的断代则需要更明确、更细化的标准。 　　明清时期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特别是对于明代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目前处于混乱状态。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有时在不同的著作中所断年代早晚差异较大，甚至在同一著作中，有时断代结论也不一样。有些类型的器物，虽然在多数著作中的断代基本一致，但其结论却未必是可靠的。即使是在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中，对于书中附图器物的断代，也或多或少存在明显错断情况。至于目前书店流行的各类关于青花瓷断代的，诸如纹饰图典、款识大典、装饰大典、青花瓷画、瓷片鉴赏等图录式收藏类图书，其错谬情况则更为普遍。中国的文物鉴定类著作历来重视图谱，在民窑青花瓷器断代标准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各著作间相互参照借鉴，以讹传讹自然难以避免。 　　目前民窑青花瓷的断代，尚未确立一套科学的标准体系，大多数学者对民窑青花瓷的断代依靠的是经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要对民窑青花瓷进行科学断代，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的断代标准，最基础的工作是通过系统的考古类型学研究。 　　 　　二、类型学研究与民窑青花瓷断代 　　 　　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认识古文化变迁和发展的一种基本方法。考古类型学探讨的是器物形态的逻辑发展顺序，为了保证这种逻辑的发展顺序符合历史真实，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考古层位学基础之上。在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正是因为层位学和类型学这两个基本方法的确立，使得考古学这门学科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考古类型学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器物和遗迹的分析，对于属于美术考古研究内容的具有美术性的花纹、装饰、图案、书画、雕塑等遗迹和遗物完全也可以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无款识的民窑青花瓷进行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各类器物在造型、纹饰、青料、绘法、胎、釉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规律，同时结合纪年墓葬中的出土器物或带款识的器物，从而确立相对准确的断代标尺，实践证明通过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对于民窑青花瓷的断代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做到像官窑瓷器一样精确到大致的帝王朝代。 　　 　　三、民窑青花瓷断代的标准器 　　 　　对民窑青花瓷进行类型学研究，首先需要选择具有准确纪年的器物，作为断代研究的标准器。这样的标准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纪年墓葬中或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瓷器。需要说明的是，纪年墓中出土的瓷器的年代并非都是本朝的，墓葬中的随葬品有不少是流传或使用多年的前朝器物（有的甚至是有几百、上千年的古物，因为墓主是嗜古的收藏家或由于偶然原因得到古代器物），只有在墓主去世前后购置的用于随葬的瓷器，才与墓葬纪年反映的年代相符。有的墓葬属于夫妻同穴合葬，因死亡埋葬时间有先后，不同批次的随葬品，其年代的早晚需要认真辨别。因而在用纪年墓葬出土的瓷器作标准器时，还需要综合分析。考古遗址中地层早晚关系明确的不同层位出土的瓷器标本，其时代早晚关系也是很明确的；同样，灰坑或窖藏中出土的瓷器，多数器物的年代相同或相近，它们具有明确的共存关系。这些实物资料对于民窑瓷器的断代研究无疑也是非常重要。20世纪60年代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大量明代早期瓷器残片，其中以洪武时期的瓷器为多，通过整理研究，学术界对明代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和民窑青花瓷有了较全面的认识。遗憾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对晚期文化堆积重视程度不够，这样的资料还较少。 　　二是带款识的民窑瓷器。明代民窑青花瓷器中带纪年款识的不多，款识可分为墨书款、刻款和青花写款，以青花写款为主。在成化以前民窑青花瓷上的纪年款识较少见，明代晚期则多伪托前朝款识，因而在以带纪年款的瓷器作标准器时，需要谨慎识别本朝款与伪托款。在20世纪90年代前，较多文物工作者对明代民窑瓷器使用伪托款的情况认识不足，在相关考古发掘简报中，误认为署“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造”等款识的器物为成化或宣德时期。 　　三是官窑中带纪年款的器物，可以在造型、纹饰、画法等方面作为参照。明清时期，官窑和民窑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民窑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会学习官窑的工艺技术、仿烧官窑器的造型、纹饰和釉色品种，官窑的多数工匠都是从民窑中选拔出来的。在官窑和民窑瓷器中，有许多相同的纹饰，在官窑中以严谨、繁复的形式出现，在民窑中则以简化、随意的形式出现。民窑产品有粗细之分，部分精细产品可以和官窑相媲美。 　　 　　四、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标准 　　 　　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标准，包括造型、青料、纹饰、绘法、胎、釉、款识等方面特征，这些特征从明代早期到晚期都有相应的演变规律，是进行分期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