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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若干优势 　　面对中国越来越凸显的社会矛盾问题,难免会有不少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担忧,提出了种种警示,唯恐中国的发展由于社会安全层面上的问题而难以为继,甚至还有人在看空、唱衰中国的未来。可明显的现实情况是,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发展总是在持续地向前推进,社会基本保持了安全局面,中国只是在局部区域出现过一些较为激烈的社会行为,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严重的社会动荡出现的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显然,中国存在着许多能够有效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优势。 　　一、人心普遍思定 　　社会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以及民生不断得以改善的基本前提条件。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 　　从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角度看,人心普遍思定这一情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它能够为社会的安全运行奠定一个很好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人心普遍思定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更容易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倾向于采取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换言之,社会各个阶层都会程度不同地防范和警惕可能的社会动荡;是否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往往会成为社会成员采取各种行为的基准线。如是,客观上有助于大面积地减少社会矛盾问题加剧甚至是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二、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 　　在中国的近现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现象。这种社会动员曾经极为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直至民族获得了独立,并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如今这种社会动员传统更多地演变成为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 　　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能够有效地化解一些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是运用了举国动员体制,成功地实施了人类历史空前规模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难度极大的中国人口迅速膨胀问题。特别是,举国动员体制对于应对由灾难引发的公共危机,更是有着明显的作用。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成功运用了举国动员体制。 　　但是需要清醒地看到,举国动员体制有它的两面性,如果使用不当,则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其一,频度过高的举国动员。如果不间断地反复进行举国动员,久而久之，就极有可能会使社会成员对于举国动员逐渐形成一种麻木的心理,甚至是一种逆反心理,从而阻碍以后举国动员的有效形成与启动。其二,滥用公权的举国动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和豪华工程的建设,并使用了类似于举国动员的方式。其结果是负面影响巨大,既打压了一些民营企业的成长,损害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规则,也浪费了公共财力,延误了民生的改善,损害了民众利益。这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三、务实、平和、宽容的精神传统 　　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强烈的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传统。这种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主要表现在:其一,黜玄想而务实际。无论是从民众的实用理性、不走极端的社会态度,还是统治者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来看,都浸透着这种务实的精神。其二,中庸平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伦型社会。要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众多的人伦规范,就必须采取中庸平和的行为方式。其三,兼容并蓄。中国文化当中“和而不同”的传统,强调多种文化类型的共存共生以及相互之间的自然融通和互补,而不是以某种偏狭的文化类型为尺度来划界,强行排斥、强行改变或是强行摧毁别的文化形态。 　　显然,这种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问题。其一,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根源。这种基本精神取向倾向于以相对温和、渐进型的方式,而不是以激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客观上看,这种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敌对态度和情绪,从而减少了一些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问题,并防止一些可能发生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与动荡。其二,有助于减少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所付出的成本。在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更容易倾向于采取调解协商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依靠激烈行为,甚至也不是仅仅依靠法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一些相关的社会群体避免一些无谓的争斗,避免付出一些无谓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 　　同其他国家相比,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更加重视家庭。终极关怀事关人生的基本价值和意义,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都要考虑的重要事情。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于终极关怀有着不同的做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西方的各个国家,主要是靠宗教实现终极关怀,因而这些国家极为重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