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分析研究.pdfVIP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分析 魏昌东+ 在司法实践中，非构成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受贿犯罪存在多种表现形式， 但以“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最为突出，由于身份犯理论以及非构成身份主 体成立受贿罪共同犯罪的范围等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尚未得到彻底廓清， 涉及“家庭型”受贿犯罪的研究，自然成为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 热点及难点问题。就这一问题的实际研究现状而言，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在诸 多问题上已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例如，家属知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贿 赂且与之共享的，不能简单认定为共同受贿；家属仅实施了接受财物的行为， 并将收受的财物和请托事项转告给国家工作人员，但没有其他行为的，不构 成共同受贿；①等等。对此，笔者不再涉及，而仅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 罪类型化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一、“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究的前提 从身份的角度对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进行界分，可将犯罪分为身份犯 和非身份犯两种类型。就刑法第385条所规定的受贿罪而言，因犯罪的成立 以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为主体要件的要素，故而属于刑法理论中的真正身份 犯，对此，理论界观点一致，并无歧争。然而，涉及非构成身份主体参与实 施的共同受贿犯罪的问题时认定，就非构成身份主体能否成立共犯、成立共 犯的类型和样态则存在诸多的观点分歧。共犯否定说曾是新刑法施行后理论 和司法实务界的一种代表性观点，②该观点从对立法规定内容的外在化分析 人手，简单作出了非构成身份犯不可能成立共同受贿犯罪的任何共犯形式的 结论，这一结论因理论基础的缺陷而受到学界的否定。对之加以批判的是共 犯限定说，该观点一方面强调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构 成受贿罪的共犯，是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刑法共犯理论的当 ·南京审计学院法律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参见赵秉志、姜伟等：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 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②参见王发强：‘刑法是否取消了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载≮人民法院报》1998年8月13 日；邓祥瑞：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共犯——兼谈新刑法废除受贿罪共犯条款的立法理由》， 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分析 然结论；①另一方面又对非构成身份者成立受贿罪共犯的类型作出严格限定， 规定只能在实行犯之外成立共犯。②其依据在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 共同受贿犯罪属于修正的犯罪构成，由于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实行行为的 必要组成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单独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也不能 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但可以实施受贿罪的组织行为、 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构成受贿罪的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③全面共犯 说则是在否定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观点认为，当身份犯的犯 罪行为具有可替代性和可转让性的情况下，非构成身份主体可以成立共犯的 各种类型，包括实行犯。就受贿罪而言，亲属虽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但由于其实际参与了由国家工作人员转让的部分受贿行为，因而应视为受贿 的实行犯。④笔者认为，在上述观点分歧中，全面共犯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与一般共同犯罪抑或是一般共同受贿犯罪相比，“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中， 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亲属身份关系的合法性； 二是亲属身份关系的公开性；三是亲属财产关系的共有性。“家庭型”共同 受贿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受贿犯罪，其特殊性决定于共同犯罪主体关系 的密切性、财产的共有性。主体关系的密切性以身份关系的合法性、公开性 为基础，不仅决定了共同犯罪故意易于形成，共同犯罪行为易于实现，互为 前提，互为补充，同时也决定了在行为人多次实施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因存 在行为的重复性而不必对每次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进行联络，从而在司法认 定中，不必对犯罪故意的沟通情况和程度作具体的考察。财产的共有性则决 定了在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指定其亲属作为财物 收受人，且该亲属收受作为职务行为对价的财物的情况下，一般可以直接认 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而排除了向第三人供贿的存在⑤。此为其一。 其二，单独受贿罪基本构成理论研究成果对受贿罪客观行为的类型、行为的 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