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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 和他的个人影像记录 　　1989年拍摄的《流浪北京》被誉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开山之作,这部影片的导演吴文光也因此成为中国纪录片界的一面“旗帜”,其艺术理念和理想在独立纪录片中始终起着引领作用。近些年,吴文光对DV影像艺术创作不断有新的尝试,比如“村民”、“饥饿”为主题的影像。而个人生活状态在影像中的自我表达则是吴文光作品中不变的内容。其中以吴文光制作的他与他母亲关系的纪录片《治疗》最为代表。 　　在放映现场,观众被《治疗》中吴文光与母亲间的母子之情感动,有人甚至潸然泪下,而更多的人将会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自己合适的制作经验。 　　 　　个人影像记录 　　 　　DV的出现不仅使影像拍摄方式更为简单和方便,还进一步推动了影像记录内容的多元化发展。个人影像记录正是随着DV的发展而越来越引人关注。 　　所谓的个人影像记录,也就是近几年渐受关注的“私影像”。从杨天乙的《家庭录像》、王芬《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到李有杰的《衣胞之地》等影片,把摄影机对准家人,或直接对准自己,用最直观的方式 　　记录。此时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影像形态,在作者与拍摄对象的互动的过程中,镜头后面的创作者产生不同以往的自我反省。同时,这种记录方式也带给观众更为密切和震撼的观看 　　体验。 　　在某种程度上,个人影像记录是最适宜DV爱好者的记录方式。极端个人化的风格令DV爱好者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想象,调动自身的创造力,充分投入感情。由此获得的影像必然是自然、生动、令人印象深刻的。 　　个人影像的记录方式如何在技术上得以实现,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好的方式还要多借鉴别人的经验。 　　 　　吴文光的私影像 　　 　　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领军人物,吴文光在2000年之后就开始致力于“私影像”。 　　“这些影像都要和我相关。”吴文光这样定义他所做的纪录片。在他看来,所谓的“私影像”是一种只和每个人自身有关的记录形式。“镜头的原点是从自己开始的。” 　　在这个创作理念下,他在草场地的工作室里先后拍摄了几部带有实验性质的“私影像”纪录片。其中《治疗》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我妈妈住的医院叫老人医院,很多都是瘫痪的、中风的。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的一群老人,在那等待最后的到来。”吴文光在影片中自叙道。 　　影片没有出现那所医院,而是围绕着吴文光追寻关于母亲的记忆展开。母亲生前的影像贯穿整部影片,而吴文光从母亲旧居里找到自己少年时期的日记,并将日记内容作为旁白穿插其间。他用低沉、缓慢的语调,细细诵读着自己少年时期对于整个社会和世界的思考,而这种略显压抑的氛围逐渐蔓延在《治疗》的每一格画面里。影片还使用DV抓拍了母亲的日常活动,比如母亲读报、走路、安静地站在院子里,甚至还有一些关于父亲的采访,凌乱地拼贴在母亲的画面里。 　　影片中,2009年草场地工作站编排的舞蹈剧《治疗》也穿插其间,“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放这些片段。有一些我很喜欢的动作,就放进去了。”这些画面和DV影像交织在一起,完成对吴文光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治疗。 　　在某种程度上,《治疗》更像一部个人影像编年史。它的素材来源并不是在短短的数月,而是长达12年。吴文光从自己的硬盘库中搜寻到各种关于母亲的旧日影像。这些从1998年到2010年期间的素材,在积淀了多年之后,终于让吴文光完成了对于已过世母亲的怀念。 　　 　　DV的真诚 　　 　　或许在个人影像记录出现以前,还没有人会想到用DV可以如此真诚地记录个人情感。吴文光则用《治疗》证明了DV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DV还可以做得比很多大机器还要好。 　　因为DV方便携带,在拍摄《治疗》时吴文光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 　　吴文光在剪辑台上反复回顾母亲生前的影像。为了实现自己与画面中母亲的影像产生“交流感”,他甚至将DV放在工作台上,对准母亲的画面记录,自己则自由地操作剪辑机器。吴文光对于DV的高度控制时刻体现在画面中,在表演《治疗》舞蹈部分时,吴文光在整个舞蹈过程中所有表情、动作都被助手一一记录下来。 　　通过运用DV的有效拍摄,可以使创作者和影像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在《治疗》中,吴文光运用DV所拍摄下来的肢体语言如同自己的灵魂被公开曝光。 　　 　　素材处理方法 　　 　　在声音处理上,《治疗》采用了旁白与现场环境音组合方式。旁白中摘自吴文光少年时代日记中的词句,如今被他低沉缓慢的声调读诵后,为影片营造出异样的氛围。 　　吴文光坦言自己大量的视频素材是由不同设备拍摄的,因此他将这些素材一律设置成16∶9的画幅,这样即使画质不同,仍可得到统一的效果。 　　在声音处理上吴文光尽量保留声音的原生态品质,以体现影像的纪实性特点。因为一个素材中的声音高低也不同,所以吴文光在声音采集上用了相对专业的话筒。但如果是一段被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