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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志强：孔庙与宪政: 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306　更新时间：2012-4-19 段志强 【内容提要】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自光绪初年以后数次被提请从祀孔庙，直到光绪末年才得以入祀两庑，最后一次请祀更掀起了广泛的激烈论争。一方面，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三人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来的轨道，而被塑造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当局试图以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孔庙”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就此与“宪政”这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奇妙联系。 【关键词】 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从祀孔庙 预备立宪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儒从祀孔庙，从最早的光绪二年( 1876) 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到光绪三十四年三人最终入祀两庑，期间经历了长达30 年的争论，是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学界对此事早有关注（1），笔者根据新发现的原始材料，又对三儒从祀的全过程进行了重新考辨（2），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大致清晰。 光绪二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 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陈宝琛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孔庙，得到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的支持，但礼部仍然议驳，翁同龢等屡争不得; 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转呈在两湖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的呈词，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这是顾、黄、王历次被请祀及驳回的梗概。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正月，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次年九月得旨，命将三儒一并入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三儒应否从祀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度成为朝野上下瞩目的事件，而此时也正是清末预备立宪艰难推行的时刻。孔庙与宪政，这两种看上去完全没有交集的政治文化元素，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 一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赵启霖事后记述说: “光绪三十有二年，诏以孔子升大祀……方大祀之命下，启霖时在谏垣，疏请以王氏夫之、黄氏宗羲、顾氏炎武从祀。”（3）可见，促使他发起这次请祀的主要因素，是前此一年清廷将孔子祭升格为大祀。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以孔庙祀典为中祀。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出于对经学荒废的担心，政府先是公布了“教育宗旨”，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同时将先儒之经注经说“编为教科，颁之学堂”，这样“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成年以后，自然“不致渐渍于奇袤”。（4） 随后，学部行走、刑部主事姚大荣奏称: “外界之习染既深，则卫道之防维宜峻”，具体的应对手段则是请将孔子升为大祀。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上谕称: “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5） 在这一背景下，赵启霖的奏疏以保存“国学”为基本的立论主旨。他首先提出“时世迁变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的大经大法，然后指出，“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幸而“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不过大道之所以绵延不绝，还有赖于“真儒间出，相与昌明而扶植之”，他们理应受到后世的崇祀。国初的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已经从祀孔庙，除他们之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而三儒“其立身行己，皆于艰苦卓绝之中，具忠贞笃诚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为己任，其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应当予以一并从祀，“以树薄海之仪型，俾远近闻风者咸知以希贤希圣为心，自不至叛道离经，荡轶 于礼法之外”，实可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6） 赵启霖是张之洞“保存国粹”主张的坚定追随者，宣统元年他被任命为四川提学使，主持创办了四川存古学堂（7），他提出的从祀理由以保存本国固有学问为主是很自然的。不过，在分别称述了三儒的建树以后，身为理学家的赵启霖特别指出，三儒之学对于当今时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论著之关于政治中者，多具运量千载、开物成务之识，于今日变通损益之宜，往往悬合事理”，所以“承学之士咸奉为斗杓岱岳，人无间言”。（8） 究竟顾、黄、王三人关于政治的著述中，哪些与当日的“变通损益”悬合，赵启霖没有指明，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