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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成长 　　书名：《最好的时光》 　　作者: 朱天文 　　副标题: 侯孝贤电影纪录 　　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11 　　 　　每次读到朱天文的小说，除了惊叹于那些对于文字的强大把握能力和经得起推敲的情境与情感脉络，更多的时候，会想到整个台湾一代人的成长故事――父辈们因为政治、战乱从大陆迁居到台，面对没有归属感的生活，艰难地维系一个家庭生存，他们是清贫的知识分子，是眷村的军人，是在历史显微镜下一个个细小的个体。而小说中的“我”、“我们”或者“我”的“同龄人”们，则是继承了父辈们的传统，却更加迷茫。 　　“我们”的成长没有故乡，台湾的本土并没有给予内心一个实在的归属感，加之台湾社会80年代至今二十多年的变迁，政治和经济环境时时陷入“孤岛”的危机中，所以普泛的心灵乡愁显而易见。并且，“成长”更多地作为一种艰难的历程而存在。父辈的“缺席”即是国民命运的缩影，由此影射台湾政治的“无父”状态，这就仿佛天然的俄狄甫斯情结没有释放之地、进而演变为一块来自内心的巨大空白。在台湾近代的历史场域中，诸如日本殖民、大陆移民、国民党统治、眷村移民、二#8226;二八事件等等一系列的关键词都告诉我们，被书写的历史远远和我们经历和眼见的不同。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们就是一群在被书写的历史中独自成长、最终完成阶段性的成人礼。 　　《小毕的故事》以“我”的口吻来讲述一个邻家少年小毕的成长故事，小说在高潮时很快煞尾，有着“死去何所道”的收敛，而收敛之外的，我们看到一种波澜不惊的速度，在与叙事和语言自身创造的节奏之中。同样的经典在《风柜来的人》里，就是那幅著名的电影剧照，几个渔村少年在海边尽情欢乐，将青春交付给清凉却也苦涩的海水。《童年往事》实际是有侯孝贤导演的自传成分，祖母的乡愁、父辈的迁移、哥哥、姐姐和弟弟及“阿哈咕”自己的青春，组建了一个成长的银幕，也借此成长的风景画，放射出对于逝去时光的追忆、对于大陆的眷恋和对于生活困顿艰辛的悲伤怀想。 　　陈世骧先生说，命运常是一个空白的时间和空间的意象，是巨大无边流动的节奏，没有人格意志，不可抗逆，超乎任何人，在那里旋转。 　　台湾电影界，朱天文是侯孝贤导演的“御用编剧”，而其实很多圈内人也戏称侯孝贤导演才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这一方面显示了侯孝贤与朱天文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朱天文在台湾电影界的地位，无论是早期沉和隐忍、残酷青春中有所保留的成长小说《风柜来的人》和《童年往事》经由她的编剧成为经典的台湾乡土电影，还是后来直接进行剧本创作的三段式影片《最好的时光》、纪念小津安二郎的《咖啡时光》的恬淡与舒缓。而其实侯孝贤的电影是脱离了朱天文的小说而独立存在的，聚集着导演的个人风格和艺术表现。长镜头景深画面、人物调度、画面定格、静止情绪抒发是侯孝贤电影中惯用的拍摄手法，我们在这样的影像语言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镜头张力。有人问朱天文，影像充斥的时候，文字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她说：“它还是不可取代的。我想这个载体本身不一样，你看影像是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要说个东西，它基本上说到某种地步。电影能够载负的思想度，怎么讲，它也不在这里，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文字能载负的东西，装承量远远要超过电影。” 　　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永远是不可混淆、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影像赋予文字形象可观的载体，而原自小说的剧本则承担构筑精神脉络的责任。电影使更多人看到了成长，随着旧事走远，哀而不伤，世界的外部规则在同一化的策略失效后，眼见少年自己长大成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和事，没有神话，成长的内部风景是一次对抗性游戏，被禁忌的与不被禁忌的，都是始终如一的守候和凝望。就如同诗人北岛的“履历”中那句――“万岁！我只他妈的喊了一声/胡子就长了出来/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而或许，很多时候，“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