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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题材电视剧喜剧性效果生成 　　战争题材电视剧喜剧化的倾向不仅是当下的一种现象，早在1992年拍摄的《三毛从军记》里就已见端倪。喜剧性的战争题材电视剧的生成固然要有故事情节，要有矛盾冲突，但戏的核心还在于“人”[1]。而且，只有剧中的“人”使战争题材电视剧上升到喜剧性格的高度，才算得上是成熟的喜剧。换句话说，“人”在战争题材电视剧的喜剧化过程中，实在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此点，我们不妨从剧中人物的扮相、人物的语言以及人物的设置等方面来具体认识这种效果。 　　 　　人物扮相的功效 　　人物的扮相属于表演中的体态语方面的话题。所谓体态语，是指言语或非言语交际过程中具有交际含义的身势动作，它是一种通过人体某一部分形态的变化来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辅助性的语言表现形式[2]。主要包括人物的体态、动作。它是自发的，且带有爆发性，观众一旦“把注意力集中到姿势上面而不是集中到行为上面的时候”，“就进入喜剧的领域”[3]。这种体态语更多地以表情语和身势语表达出来。尤其是面部，它“像一台展示我们人情感、欲望、希冀等一切内心活动的显示器”[4]，在构造喜剧性情节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高粱红了》一剧中的国民党军官黄发根，在近些年的战争题材电视剧中就是一个喜欢“搔首弄姿”的少爷军官的典型。他出身于豪门望族，凭其父亲与国民党某师师长的亲密关系，做上了师部副官，继而又做上了少尉连长。他刚到团长吕哲的团部报到，不像平常人直奔主题，非得要勤务兵给他拍个照，以供他发迹之时报社记者需要之用。这黄发根大少爷拍照留念的姿势也与他人不同，习惯于用左手拽着帽檐，然后做出一副欣然自得的神情。这种奇怪的习惯，他即使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里也照行不误。如黄发根所带的一连国民党士兵被我军女战士秋英等人缴获武器之后，黄发根与他的士兵被迫把自身的衣服让给秋英等人换上，只剩下一条裤衩在冰天雪地里蹲着。可黄发根就是黄发根，他的玩劲又上来了。他吩咐外号叫“耗子”的勤务兵一定要拍一个他穿着裤衩在雪地里的“英姿”。连勤务兵“耗子”都觉得不可思议，可黄发根自个儿却浑然不觉。 　　这种由人物扮相的可笑性，在《梦想光荣1942》一剧里更是运用到了极致。《梦想光荣1942》是一部更为戏剧化的战争喜剧片。如爱吹胡子、瞪眼珠子的日本支队长松田，面容肃杀、却又行动僵化的日军女副官，生有一张油滑面孔的伪军白队长，胡子拉茬、足智多谋的我军狱警马大壮，秃头而又文气的囚犯“鬼不理”等等，其神情态势，天然地给人以滑稽之感。除此之外，还有人物在某些特定时候的扮相，也令观众笑意连连。如日军为了通缉谷山监狱囚犯之一的梁满贵，在墙上到处张贴着他的画像。梁满贵不自知，还好奇地凑过来细看墙上的画像。围观的人一个个都辨认出了身边的梁满贵就是画上的通缉对象，可梁满贵还傻乎乎地站在画像面前左看右看，半天才意识到。梁满贵知道自己被通缉之后，为了躲避追捕，急中生智在脸上粘了大胡子，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几乎同时，松田也意识到了梁满贵有可能化装成大胡子招摇过市。所以，当贴着大胡子的梁满贵洋洋得意地再次站到通缉的画像前时，令他哭笑不得的是，画像上的人也添上了大胡子。另外，人物群体的扮相，也洋溢着无尽的喜剧气息。如松田支队长与张井久合谋吓唬赵冬梅供出藏有粮食的地图，谎称要对赵冬梅施以极刑，松田威胁了赵冬梅不知多少遍，不仅赵冬梅听得呵欠连天，就连日军女副官及身边的几个日本兵都昏昏欲睡了，可那个假扮囚犯的日本特务张井久还是没赶过来救援。编剧如此蓄意制造重要人物的“缺席”，目的正是为了得到这种群体的特异扮相给观众带来的快感，营造一种幽默情境，进而讽刺日本侵略者的愚蠢。其他如伪军白队长带领手下高喊口号“梅镇是我家！我们要爱它！”时全体伪军装模作样的滑稽表情；众囚犯为了让张井久的枪伤早日康复，集体按住张井久灌药的场面等等，都带有浓郁的喜剧色彩。 　　 　　人物语言的功效 　　剧中人物的语言也是战争题材电视剧喜剧性的一个呈现手段。它一般可分为人物的独白、旁白与人物的对话。在人物的喜剧性独白与对话里，我们又可以细分出人物个性化的带有喜剧色彩的语言与编剧刻意为了笑声所编织的人物语言。《梦想光荣1942》剧中，马大壮浓厚的湖南腔以及略微结巴的说话，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记。如他对二龙山的一帮土匪所说的，“我一个一个地突了你们”中的“突”字的运用。“我用枪‘啪’了你们”中的“啪”字的运用等等，都是湖南或者四川一带的人特有的方言发音，让人觉得新奇有趣。谷山监狱囚犯中语言最有特色的要数那个老是把自己当作贵族、拿腔拿调说话的“鬼不理”，如他的半文半白的措辞：“难不成，真的是天要亡我”、“你我也是七尺男儿，如此欺辱，情何以堪？”还有他的“掉书袋”，如众囚犯都对于张井久的出走焦急万分，他却不慌不忙地吟诵：“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把众人气得直翻